传统|专访｜张洪彬：晚清时期的“祛魅”，传统中国社会的“梦醒时分”( 三 ) 天演论|传统|时期|神学|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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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人筹策占卜，出自托马斯·阿罗姆的版画集《大清帝国城市印象》。
“顺境从儒，逆境崇道”“信”与“不信”之间可以有无数个刻度新京报：在本书的第三章“地之祛魅”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熟悉的中国古代“灾异论” 。在祛魅前的宇宙观下，自然灾害和政治正当性之间有着密切的连接。似乎君主只有行仁政，才能平灾害、得民心。不过，有学者比如陈侃理也在专著《儒学、数术与政治》中提出，中国古代的灾异论原本希望成为一种道德上的制约，但最终却常为权力所驱使，你会怎么看这个问题？张洪彬：确实，萧公权、黄一农、陈侃理等都曾申说，灾异论本是为限制君权准备的，但在实践层面，却常常被帝王用来问罪臣属。我在书中第124页分析康熙帝在面对地震时的反应，也可以证实这一点。
但事情还有另一面。灾异论的另一面是皇权天授，天是政治正当性的来源。无论帝王是否相信这一套框架，无论他有多么不想受到限制和约束，但凡他想要“天”的加持，他就得至少假装接受这个框架。虽然他可能会耍很多花招，把自己的责任给甩出去，但其理由、借口都是在这个框架之内的，做自我辩护也得在这个框架内找理由。公然蔑视和对抗这个框架的帝王，中国历史上并不多见。
更何况，要有效地对抗一个被广为接受的思维框架，仅凭主观意志的对抗是不够的，往往还得有说服力更强的替代品。佛教进入中国之后，其宇宙观对君权天授是有挑战的，但佛教对世俗政治秩序满不在乎，并不是一个很好的替代品。宋代儒学复兴之后，君权天授重获巩固。直到西学东渐，近代的科学宇宙观提供了一个更有说服力的替代性解释，才从根本上瓦解了君权天授的基础，这也是我在这本书中试图论证的。不过，因为这本书的侧重点在“天变” ， “道亦变”未能充分展开，所以并没有花很多篇幅直接讨论政治正当性的转移。
《儒学、数术与政治》，陈侃理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12月。
新京报：中国的地方宗教中，祭拜的神常常很多样，也没有很严格的体系，甚至相互之间的祭拜也并不互斥。这可以说是宗教信仰的兼容并包，但你在书中提到，鲁迅等人也批评这种现象是属于没有真正的“信” ，认为中国人顺境时信儒家而逆境时信道家。你会怎么评价这些观点？张洪彬：多神论的宗教信仰，各种神祇之间往往存在着分工，比如财神只管你发财挣钱，月老负责帮你找对象，观音菩萨负责给你送子，所以对于信仰者来说，为什么信了财神就要排斥月老和观音呢？因为一个人同时信这些不同的神，就说他不是真的信，说他不虔诚，这恐怕有点不合情理。近代读书人在批评这些现象时，往往是以某些很虔诚的基督徒作为参照的，但他可能没看到那些不怎么虔诚的基督徒。其实任何一种信仰都是这样，信仰的虔诚程度不是只有0和100% ，中间可以有无数个刻度。传统中国人顺境时信儒家而逆境时信道家，我觉得这个也无可厚非。因为人本来就是个很容易被环境影响的存在，在事事顺利的时候，往往过于自信，以至于自以为可以一呼百应；到许多事情都不顺利的时候，可能会怀疑全世界都在针对我。相对于儒教的用世心切，道家的思想观念确实更像是为失败者提供的，更接近通常意义上的宗教，帮助人们缓解沮丧、悔恨、愧疚、自责、痛苦等负面情绪，接受失败、挫折和损失。我想，任何人群都需要应对生活中的挫折、失败和损失，而且有些损失是不可挽回的，有些遭遇是不可避免的。比如像地震、海啸、空难等灾难一旦发生，遇难者家属做任何努力都无法挽回那个悲伤的结果，唯一可以做的就是想办法缓和负面情绪，接受那个悲伤的结果。在这过程中，若有什么思想或仪式能帮助他们更好地缓和负面情绪，接受那个悲伤的结局，它们难道不是有用的生存资源么？道家思想、佛教思想时常对人说“你想要的但得不到的，其实没那么重要” ， “你害怕却不得不面对的事情，其实没那么可怕” ，常常教人“放手”和“躺平” ，充满“负能量”却一直有市场，我想原因正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