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皇帝|作为一种方法的史景迁( 二 ) 蒲松龄|中国皇帝|故事|王氏|作

二
史景迁的英国前辈麦考莱（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 ， 800-1859）在《论历史》里说：“近代最好的历史学家都偏离了真理，不是由于想象的诱惑，而是由于理智的诱惑。 ”他批评历史学家们热衷于归纳总结历史规律，甚至不惜歪曲事实以适应理论。出于这种理智的狂热， 19世纪以来的历史学家们，豪情万丈，要穷尽历史材料，总结出类似于热力学第二定律一类的历史公理。借用一位历史学家的讽刺：坚持寻找目的把历史学家变成了先知。这真是对科学史学的嘲笑。
也因此，人在历史中变得不再重要。时代是有意义的单位，人只是被动的浮萍般的存在。历史学家王汎森有一个精妙的比喻：整个历史像一部往前驶的火车，驾驶员、乘客一点也不重要，重要的只是车厢、铁轨。我由此想到，那么沿着所谓历史规律运行的火车里的人，岂非就成了“火车里的囚徒”？单个的人，当然都不存在了，只剩下复数的人，成了量化性的历史分析里的数据。
19世纪兰克学派认为，只要掌握了完全的史料，就可以客观而真实地重建过去，可以有科学般的精准。早于兰克的麦考莱早就批评此种想法纯属天方夜谭：因为绝对的真实，必须记录最微不足道的事情和最微不足道的细节。且不说历史记录永远只是一角，就是真的全部记录下来，一则浩瀚无垠，一则每一个记录者已经带着自己文化背景和意识偏见，那么记录已不绝对客观。如此说来，客观永远只是个程度问题。
非常有意思的是，史景迁似乎接续的是麦考莱以来的叙事传统。他接受的是系统的英式教育，小时候上的是寄宿学校， 13岁进入英国最古老的公立学校之——温彻斯特学院，随后进入剑桥大学克莱尔学院，专攻英国史。他的校友特里维廉（George Macaulay Trevelyan ， 1876-1962）认为历史不能像自然科学那样演绎出普遍适用的因果规律。他曾说过一段话，可以直接用来描述史景迁的历史写作：
就历史的不变的本质来说，它乃是“一个故事” 。围绕着这个故事，就像血肉围绕骨骼一样，应该贯穿许多不同的事物——对于人物的刻画，对于社会的和文化的运动的研究，对于可能的原因和结果的探讨，以及历史家能够用以说明过去的任何东西。但是历史的艺术始终是叙述的艺术，这是最基本的原则。
史景迁在耶鲁大学深造期间，兴趣才转向中国历史。他跟随中国专家费正清的学生芮玛丽（Mary Clalaugh Wright ， 1917-1970）研究清朝历史。芮玛丽又把他推荐给在澳大利亚的中国史学专家房兆楹。房以中国式的、师傅带徒弟的方式，带他进入规范的学术世界，并送给他一个意味深长的中文名字——史景迁。 “史” ，取自他的姓氏首字母，又是他当行本色，而这个名字的寓意更是意味深长：向中国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迁致敬，成为同样了不起的历史学家。
正是司马迁建立了中国历史写作的范式：以纪传体作为历史书写的主体。用钱穆的话说：“中国历史有一个最伟大的地方，就是它能把人作为中心。 ”当然，由此衍生的问题，是泛道德化趋势，把历史的盛衰归因于人的言行和道德品质。晚清以来，中国历史学家反感传统历史，称之为“帝王将相的家谱” ，关注点只在政治制度和朝代兴替。 1902年，梁启超发表《新史学》和《中国史绪论》，痛斥此种历史书写传统。从此，人的比重在下降，社会分量在上升，到1920年代，傅斯年等人提出“新史学” ，要建立像生物学、地质学那样的科学史学。到后来的唯物史学，则相信历史规律决定论，人不过是时代的产物，单个的人，是犹如牵线木偶般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