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队#汉陵考古队队长:霸陵的发现,补齐汉皇陵发展演变关键一环( 二 )


霸陵出土文物虽然朴素却包含重要历史文化信息
新京报:能否简要介绍下这次发掘汉文帝霸陵的过程?
马永嬴:实际上,汉文帝霸陵的考古工作不是靠这一次考古完成确定的。考古工作需要很多人的研究成果,慢慢积淀起来,形成最终的结论,结论包括确定霸陵位置、墓葬形制等。
2006年到2009年,江村大墓这一块出现了盗墓的情况。当时,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受命来做抢救性的考古工作,实际上这一次就已经发现了江村大墓,也为后面确定霸陵的位置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线索。
另外在2011年到2013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与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合作成立了汉陵考古队,进行整个西汉帝陵的遗址考古工作,对霸陵、南陵做了更大范围的考古调查和勘探。这段时间是由焦南峰研究员领队。
2017年,我接任汉陵考古队队长,继续开展霸陵、南陵的考古工作。而这次的成果实际上都是前人工作成果的积淀,到最后才能得出结论。
新京报:考古队这次发现了哪些文物?
马永嬴:很多人都希望这次能像海昏侯墓那样挖出很多宝贝,有大量的金子。但非常遗憾,这次的发掘从文物质量上来看,没有海昏侯墓出土的文物精美华丽,这与大众的期望值会有很大落差,但实际上也与当时墓主的个人情况有很大关系。
汉文帝是一代明君,缔造了文景之治。他本人非常注重节俭,而且是身体力行地提倡节俭。临终时下了遗诏,要求节葬。“霸陵山川因其故,无有所改”,意思就是霸陵不起封土。这也是后来找不到霸陵准确位置的原因之一。没有高大的封土,就很难找到目标。
他还要求建造霸陵“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陪葬品全部要用陶器来配,不能把金银珠宝这种珍贵的东西陪葬进去。这就是这次没有像海昏侯墓那样发现那么多“宝贝”的原因,也印证了他当时要求薄葬的一个历史记载。
新京报:就目前发现的这些文物,都有什么特别的价值?
马永嬴:文物价值的判断,不在于本身材质的好坏,它的价值里包含了历史文化信息。文物虽然看着很朴素,但是也非常重要。比方说这次出土了大量的裸体陶俑,这种陶俑实际上当时是穿着衣服的,是陶塑的躯体、木质的胳膊,根据身份穿着衣服。从雕塑美术,包括欣赏的方面来讲,都有非常高的价值。
另外,“俑”还具有社会历史进步的意义。古代特别是商代,实行的是非常野蛮的人殉制度,就是王孙贵族去世了之后,会把他生前的一些大臣、仆从、嫔妃作为陪葬。陶俑殉葬最大的意义就是代替了野蛮的人殉制度,对古代丧葬来说是一个重大的改变,也是整个社会越来越进步、越来越人道的表现。
此外,我们还发现了文字印章,例如“仓印”和“中司空印”等。这些出土的印章,既是研究西汉印章文字的最新资料,也是研究西汉时期字体演变的资料补充。
希望能建遗址博物馆,让更多人领略汉文化
新京报:有专家表示,霸陵位置得到明确,也解决了西汉十一座帝陵的名位问题,对中国古代帝王陵墓制度的研究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你怎么认为?
马永嬴:从考古学研究来讲,汉文帝霸陵陵区的布局、形制,反映了非常关键的发展演变。汉武帝时,西汉社会走向鼎盛,此前经过了一个非常关键的过渡时期——文景时期。整个国家的制度治理体系,包括思想观念,都有非常大的转折,肯定也相应地涉及了陵墓制度的演变。
从这个研究来讲,在找到汉文帝霸陵确切位置之前,整个发展演变的轨迹缺少了中间变化这关键的一块。所以这一次确定了江村大墓就是汉文帝霸陵之后,围绕江村大墓,基本上就能搞清楚整个汉文帝霸陵的布局和形制。从研究意义以及学术价值上来讲,它弥补了发展演变的空白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