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织物;丝绸;祭祀坑|三星堆遗址祭祀坑中丝绸的发现及其意义( 四 ) 三星堆;织物;丝绸;祭祀坑

“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李白在《蜀道难》中慨叹古蜀国历史的久远和茫然无知。
古蜀人的神话体系中，蜀王大多是关联生业、造福众生、谋求福祉的人神集合体，蚕丛教民养蚕，鱼凫教民捕鱼、杜宇教民农耕、开明带民治水，而蚕丛一族以养蚕为其经济活动的主体，传说蚕丛氏因穿了青衣到民间劝农桑而得名“青衣神” 。
传说也许不是无稽之谈，如果传说暗示着古蜀的丝绸起源，那么考古发现和史料可以非常清晰地勾勒出此地丝绸的发展与兴衰。
西周时，蜀已向周王朝进贡蚕桑制品；春秋战国时，四川的蚕桑业已达到一定规模，成都百花潭出土战国铜壶上的采桑图，形象地反映出当时蚕桑生产的繁忙景象，古蜀国因“布帛金银”之丰饶而闻名，以至于司马错劝秦惠王（公元前337－前311年在位）伐蜀时即指出“得其布帛金银，足给军用”；秦统一中国后，迁山东六国豪强至蜀，其中不少人是工商业奴隶主和奴隶工匠，他们带去了中原地区先进的丝织技术，尤其是“织文”（织锦生产）技术，为蜀锦生产奠定了基础。
两汉时期，四川的蚕桑丝织业更为兴盛，朝廷对锦帛的需求量大增，此时成都东南隅围城建织锦工场，委派“锦官”督造，称为“锦官城” 。成都有锦江，《蜀中广记》称“织锦既成，濯于江水，其文分明，胜于初成，他水濯之不如也”，濯锦之江称为“锦江”，买卖蜀锦的集市称为“锦市”，织锦工人居住的地方称为“锦里”，官员住处称为“锦官驿”，可见当时织锦之盛。
2012年，成都老官山汉墓出土了前所未有的四部蜀锦织机模型，据此复原了世界上最早的提花织机及“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汉锦，印证了蜀地织锦业的繁盛历史以及对丝绸之路不可或缺的意义。
三国时期，诸葛亮很重视耕织，他在家居之地城南双流的葛陌，亲自种桑八百株，以激励军民。他还在军中强调特别强调“今民贫国虚，决敌之资，唯仰锦耳” 。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蜀锦生产和外输的一个高峰期。朱启钤在《丝绣笔记》中提到“自蜀通中原而织事西渐，魏晋以来，蜀锦勃兴，几欲夺襄邑之席，于是襄邑乃一变而营织成，遂使锦绫专为蜀有” 。可见，当时西南蜀郡已成为全国闻名的丝织中心，其著名产品蜀锦逐渐占据了国内的主要市场。
唐代的蜀锦，无论生产规模还是技艺都进入到一个鼎盛时期，蜀锦生产遍布川中。“蜀地锦织成”“蜀烟飞重锦”“夜雨催成蜀锦机”“越罗蜀锦金粟尺”等唐代诗句都说明了蜀锦名噪一时。唐时我国和日本的经济文化交流频繁，蜀锦产品大量流入日本，其中一部分是唐王朝对日本使团、王室和寺庙的赠礼，至今仍作为国宝被收藏在日本京都的正仓院、法隆寺等处。
五代十国时期，织锦业仍然比较发达，品种亦有所增加。宋复建“成都府锦院”，生产皇室、贸易用锦。南宋后期，全国的织锦中心移至江南，宋锦、云锦相继崛起，蜀锦生产日渐式微。之后，蜀地丝绸起起落落，难现昔日辉煌。
2006年，国务院被“蜀锦织造技艺”列入中国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中国传统桑蚕丝织技艺”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蜀锦织造技艺作为重要组成部分位列其中。
四、在祭祀语境中发现丝绸意味着什么？
新发现也必定会带来更多的新问题，那就是为什么三星堆祭祀坑里会出现如此多的丝绸。坑内出土的大量青铜器、象牙、玉器、金器，原本都是存在于宗庙、神庙中的祭祀用器，出于某种原因被埋藏，埋藏过程中，丝绸或被焚烧，或包覆在青铜器表面，或被掩埋，究竟意味着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