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逢行！李攀龙“胡宽营新丰”式的拟古乐府( 二 ) 边镇|延绥|马中锡|唐龙|明代

朱彝尊虽着力批评，但也不能不承认：“惟相和短章，稍有足录者。”（《静志居诗话》）事实上，在其228首拟古题乐府中，相和、清商约占半数。其中相和短章如《东光》《猛虎行》之类，又达半数以上。此外，即便是中、长篇相和歌辞亦有可观者。如《塘上行》，古辞曰：“……念君常苦悲，夜夜不能寐。莫以豪贤故，弃捐素所爱。莫以鱼肉贱，弃捐葱与薤。莫以麻枲贱，弃捐菅与蒯……”李攀龙拟作曰：“塘上双鸳鸯，芙蓉翳其阴。不自行仁义，何能知妾心？青蝇一堕耳，琴瑟难为音。新人入宫时，意已无同衾。君子在万里，颜色安可任？念妾平生时，岂谓有中路？新人断流黄，故人断纨素。新人种兰苕，故人种桂树。新人操《阳春》，故人操《白露》。新人日以欢，故人日以悲。浮云顾我庭，北风动我帷。恩爱傥中还，皓首以为期。”拟作以“鸳鸯”以兴，以反衬中道见弃之悲苦；“芙蓉翳其阴”一语双关，含蓄自然，并引发下文。接着三个反问句，表现出女子悲剧命运的过程。“新人”“故人”句与古辞“莫以”“弃捐”句，两两相对，体式工整；而句内“新人”与“故人”又互成强烈的对比。古辞由于入乐，后半部分皆是乐工缀语，故与前文内容相背离；拟作后半部分则敷衍前文之义，故而首尾相合，意义完整。如此看来，拟作在体制、格调方面与古辞基本保持了一致，亦是可谓“善用其拟”者。类似的还有《怨诗行》《白头吟》《相逢行》等篇。许学夷对这些诗大加赞赏：“拟古惟于鳞最长，如《塘上行》……格仿本辞而语能变化，最为可法。若《相逢行》中添一二段，格虽稍变，然宛尔西京，自非大手不能。譬如临古人画，中间稍添树石，亦是作手。”（《诗源辨体》）
由此可见，李攀龙“胡宽营新丰”式的拟古乐府，主要表现在模拟古作的体制与格调，不能简单地视为捃摭字句的模拟。古辞的字、词、句、篇等外在的语言形式，不仅呈现出古辞的内容与意义，也形成了相对稳定的体制与格调。如魏乐府多拟汉乐府，即便是“以三曹语入两汉调”（《诗薮》），魏乐府中也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汉乐府中的字、词、句等。因此，李攀龙十分强调古语、古韵，曰：“辟之车，韵者歌诗之轮也。失之一语，遂玷成篇，有所不行，职此其故。”（《沧溟先生集》）认为用韵决定了歌诗的走向，如果用韵不古，则整篇歌诗为其所累；而要用古语、古韵，则难免与古辞重复。正如王世贞所言：“剽窃模拟，诗之大病。亦有神与境触，师心独造，偶合古语者……不妨俱美，定非窃也。其次裒览既富，机锋亦圆，古语口吻间，若不自觉。”（《艺苑卮言》）指出与古辞语言重复，并不一定就是剽窃；只要运用得当、语意连贯，便是佳作；熟参古作，格调得当，则言语若出古人之口。许学夷也表达了相似的意思：“夫体制、声调，诗之矩也，曰词与意，贵作者自运焉。窃词与意，斯谓之袭；法其体制，仿其声调，未可谓之袭也。”（《诗源辨体》）捃摭、割缀古辞，生搬硬套，“斯谓之袭”；但格调既备，则不能“谓之袭”。据此，许学夷高度评价了于鳞的拟古成就：“李于鳞乐府五言及五言古多出汉魏，世或厌其模仿。然汉魏乐府五言及五言古，自六朝、唐、宋以来，体制、音调后世邈不可得，而惟于鳞得其神髓，自非专诣者不能。至于模仿饾饤或不能无，而变化自得者亦颇有之。若其语不尽变，则自不容变耳；语变，则非汉魏矣。”（《诗源辨体》）语言的变与不变，取决于古作的体制、音调。故有的拟作“止规字句”，不是作者不变，而是不能变；变则体制、音调俱变。李攀龙之弊在于“篇篇拟之”，以致掩盖了其中的优秀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