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佳燕|面对面｜吴佳燕、东君：在离小说较远的地方写小说( 四 ) |小说_文化|作家|东君|勒先生

我是在25岁辞掉了采访人员的工作之后才真正开始小说创作。 1999年，我写了两个中篇，一个是《活得像只跳蚤》（这篇小说一直没发，叙事的部分后来变成了一个短篇，议论的部分后来又衍化成了一篇随笔）；另一篇是长达五万余字的跨文体作品《人·狗·猫》，那时还是手写的，录入电脑，也没放上几天就急急忙忙地投出去，运气不错，很快就被《大家》杂志采用，次年发表。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好的开端。诗歌写作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才华和激情，因此一个经验积累与知识储备尚不充分的写作者可以在短时期内写出好诗。小说就不一样，你得在写作过程中慢慢掌握一些技术活。我的意思不是说，这两种文体的艺术难度有什么高低之分，而是说，小说创作的训练周期相对来说比诗歌更长。一般来说，一个小说家写出真正成熟的作品至少要熬个十年左右时间。我就是这样熬过来的。
?吴：
难怪你的小说语言叙事特别讲究，跟你在诗歌方面阅读和写作上的积累是不分开的。那么，关于小说创作，你怎么看待先锋文学的遗产？我曾经把你的小说归为先锋文学的某种续航，不知你是否认同？你觉得现代小说是否已经走到了尽头，现在是否要经历一场变革或革新？
?东：
先锋小说早已远去，但没有死掉，因为先锋精神还在。是的， “先锋”不应该只是一种姿态，它应该是一种精神。它在那里，一直在那里，提醒我们，如何冒犯既有的文学传统，如何冒犯那种人人遵循的陈旧写法。今天我们看到那种充斥在刊物中的所谓现实主义小说差不多就是报告文学的变种，我怎么都喜欢不起来。一些写作者（尤其是中年过后的写作者）不愿付出更多的努力，去开拓前辈作家们未曾开拓的文学领地，于是就在“现实主义”这张大床上躺平，非但玩不出一点新意来，还一味指责别人的玩法太出格。应该说，所有的小说都是现实主义小说，魔幻现实主义、超现实主义小说，在本质上都应该是现实主义小说。但是你如果在今天重提或强调什么现实主义，老调子重弹，我就觉得这里似乎隐藏着什么不良企图。有人会拿出契诃夫或巴别尔的小说告诉我，看，大师们都是这么写的。大师们都这么写，难道意味着我们也要接着这么写下去么？当然，我也写一些被人视为“正常”的小说，但我更喜欢写一些略带探索性的小说，这是对“一地鸡毛”的一种反拨，只有在这样的创作过程中我才会体味到一种源自内心的动力。
当代小说是否要经历一场变革或革新，目前只是一个预设的理论问题，我当然乐见其成，但，说真的，经历了现代主义之后，小说再求大变，好像也没多少新招了。我一直喜欢做一个旁观者，关注某种文学形态的变化。求变，总比不变好。每个写作者，都会有一种穷则思变的念头。我与小说之变化，是我与我的关系之变化，非关否定。一直以来，我倾向于在离小说较远的地方写小说。因此，我写了一些看起来不太像小说的小说。我有一个野心，试图通过文体实验，抵达中国小说没有发展过的那一部分。我的中篇小说《卡夫卡家的访客》《苏薏园先生年谱》等都是在形式上力求创新，我还有好几个短篇小说都是由句号构成的。中国以前是没有标点符号的。古人读诗文，多用断句的方式。但我使用句号，并非断句，而是让每个句子尽可能独立。这就带来了一种对标点、语法、句子生成方式的破坏，形成另一种语法、语感。这样的实验性小说我写过几篇，但至今没有什么反响，也没见批评家有什么回应。所谓的“革命”、“革新” ，在我的写作中早已悄然发生，只是我没有就此打算把某种文学观念作为一种个人标签，来标榜自身在技术层面所做的探索。事实上，在当下，除了类型化小说可以满足一部分读者的阅读口味之外，很多读者对纯文学作品的形式创新已经已经不抱多少阅读期待了。我是写作者，也是读者，一篇小说，异质于我，我会关注。新我有别于旧我，或存异质，我也会自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