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因素|同情之书：没有同情心，是一种“恶”吗？( 二 ) 是一种|影响因素|科恩|情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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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的科学》，作者：[英] 西蒙·巴伦-科恩，译者：高天羽，版本：理想国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年9月。
与同情一样， “邪恶”也是持续被人们讨论的话题。这两年国内的出版市场中也集中出现了一批专门讨论“恶”的作品，例如史文德森的《我们与恶的距离：关于邪恶的哲学思考》，詹姆斯·道斯的《恶人：普通人为何变成恶魔》等。与其他作品相区别的是，神经科学家西蒙·巴伦-科恩的这本书，将“共情”置于邪恶讨论的中心，这本书的研究也为前文提到的布卢姆多次引用。
科恩用大量的实证研究向读者展示， “同情腐蚀”是人们做出残酷行为的重要原因，那些做出在世俗意义上极端邪恶之事的人，共情水平常常很低。共情能力高低并非决定一个人是否作恶的全部，但在所有的影响因素中它处于最核心的位置。围绕共情能力这个圆心，外围的影响因素依次包括威胁感知、文化、意识形态、从众效应等。科恩也在此特别提到了著名的“平庸之恶” ，由于恶行背后这些复杂的影响因素，因此艾希曼的恶不纯然是“平庸”的，除了社会因素，个人的同理心在艾希曼的行为动机中也占据很大的比重。
本书的研究也揭示了可能为恶者的一些性格特征。被他称作“零度共情”的人是做出残酷行为的高风险人群，他们往往对于“挣脱时间”有特殊的青睐，简而言之，他们厌恶情绪所代表的“流变” ，试图能与理性的秩序相连。科恩特别提醒，在我们当下的教育中，对理性、秩序的强调还是远远胜过对同理心的培养，这值得我们警惕。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科恩对人文学者们用思辨的方法讨论邪恶这一话题颇有微词，他试图用这本书“将与邪恶有关的讨论带离宗教玄思的领域” 。恶并非一种缥缈的属性，而是有其生理和心理的基础。不过同样，具备某些心理特征——比如共情能力的缺失，也并不天然给这个人打上“恶”的标签。
《施剑翘复仇案：民国时期公众同情的兴起与影响》，作者：[美]林郁沁，译者：陈湘静，版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21年10月。
与前面的作品相比，汉学家林郁沁的这本著名的《施剑翘复仇案》则从一个独特的角度审视了“同情” 。 1935年， “民国侠女”施剑翘刺杀孙传芳一事让世人震动。在一场诵经仪式上，施剑翘用手中的勃朗宁手枪对出席的孙传芳突施冷箭。刺杀成功的施剑翘镇定地宣布：大家不要害怕，我只是为父报仇，绝不伤害别人，我也不会跑，紧接着投案自首，一时间站在了公众舆论的中心。
正如作者在导言中所述，本书副标题中的“公众同情” ，与现在人们日常语言中使用的同情词义有所不同。在当时的语境中，这个词毋宁说与“舆论”、“国民情感”相混同，是集体性的。林郁沁通过这一案例的精彩挖掘，呈现了一系列与“情”相关的事件：施剑翘为父报仇过程中争取公众同情的策略，刺杀事成后媒体和民众的反应，文化精英们围绕这一行为呈现的两极评价。这些事件的背后，体现的是情感在中国现代公众诞生过程中的重要意义。被施剑翘的刺杀行为激发出的公众同情，实质是与性别规范论争、法制改革与法外正义、国民党威权统治等公共话题相关。这部作品讨论的重点并非“同情”的心理活动机理，而是其作为一种公共情绪时所具有的意义。
《Feeling Economy》，作者: Roland T. Rust / Ming-Hui Huang ，版本: Palgrave Macmillan, Cham 2021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