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芳桐|东西问丨季芳桐：“伊儒会通”对东西文明交流互鉴有何启示？( 二 ) |季芳桐|伊斯兰教|王岱舆|本土

【季芳桐|东西问丨季芳桐：“伊儒会通”对东西文明交流互鉴有何启示？】“伊儒会通”作为一场历史的活动是有始终的，这次运动的意义和影响却超越了具体的历史时期，有持久性或永恒性。如人所知， “伊儒会通”对于伊斯兰教中国化进程起到了重要的基础性推动作用。新中国建立尤其改革开放以后， “伊儒会通”的理论在全国传播、普及，只是各地的中国化发展并不平衡。例如新疆地区的伊斯兰教使用的是维吾尔语，所以对于汉语系统的“伊儒会通”思想成果接触较少，伊斯兰教中国化的进程较其他地区略微慢些。为了改变这种状态，应该在新疆推广国家通用语言，使其更深地接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浸润，加快伊斯兰教中国化进程。当然，新疆伊斯兰教中国化的一个历史进程，学习、吸收“伊儒会通”的成果是选项之一，不是唯一。换言之，也不排斥其他有利于伊斯兰教中国化进程的方案。
从实际操作层面看， “伊儒会通”成果既包含伊斯兰教的根本内容，也包含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成果，在教义、功修、教规方面一概如此，进而加快伊斯兰教中国化的进程。目前伊斯兰教界正在进行中国化的理论建设，其中重要一环就是中国伊斯兰教的经学体系建设。实际上，伊斯兰教经学体系建设不能平地起高楼，不能搞历史虚无主义，只能在前人基础上继续前进。于是，就需要继承“伊儒会通”的理论成果，或者在其基础之上做进一步的构建和完善，并尽量吸收借鉴国际伊斯兰教经学思想的优秀成果。 “伊儒会通”理论对于伊斯兰教中国化的影响是一直存在的。其不仅是过去式，更是现在式、乃至将来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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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孔子博物馆展品。王飞摄
“伊儒会通”对东西文明互鉴有何启示？
“伊儒会通”的经验对于东西文明互鉴亦有一定启示。 “伊儒会通”主要是相互吸收，相互学习，共同提高。其中也包括相互批评、相互争鸣。若是一味地颂扬，只见其长不见其短，也不利于学术发展。于是，在他们的著作中可以发现对于儒教、佛教、道教的某些观点的批评，例如儒教传统习俗以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王岱舆指出，孝敬不孝敬是伦理问题，是否有子嗣是生理问题，把生理问题归为伦理问题是犯了逻辑错误。应该说，这个评批非常到位，也非常准确。可是为什么在中国社会环境中生活的儒道佛学者却没有发现或者不曾指出这个问题呢？可能是思维定式使然，没有进行思考或辨析已经存在的传统观念。一旦有了不同文化的交流和互鉴，有了不同意见或批评，对于儒教的完善当然有积极意义。这个经验对于东西文明互鉴也应适用。东西文明当然应相互学习，相互借鉴，或者说，是以学习、借鉴为主，也不排斥批评。只有这样才能发现不足，才能促进各自反省，才能够促进各自发展，最终达到互鉴的目的。
从微观角度看，东西文明互鉴离不开著作的翻译，尤其是经典的翻译。 “伊儒会通”的代表人物多是学通四教的人物，而四教中有三教(儒、道、佛)属于中华传统的文化。换言之，他们都具备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厚实功底然后才进行翻译和会通的，于是获得了好的效果。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不少人以为只要熟悉西文经典，将其翻译过来即可，而忽视了对本土文化精华的吸收与积累，以为自己是中国人自然熟悉中华传统文化，其结果不仅西方文明的精髓没传播进来，而且译文也读不懂乃至不知所云。更有甚者，不少经典的再译远不及原译，最大的问题可能就是不熟悉中华传统文明。上述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文明互鉴工作首先是要系统学习并熟悉东西两种文明，而绝非一种文明；作为一位中国人你若不熟悉东方文明，自然也就不可能熟悉西方文明，如此一来，何论互鉴？(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