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丑书鼻祖杨维桢，将章草、今草、行草书相结合，却美倒无数人( 二 )

【书法&丑书鼻祖杨维桢，将章草、今草、行草书相结合，却美倒无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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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默曾说：杨维桢是个奇崛怪诞之人，放笔为书，也常有粗头乱服之作。有些作品比较“丑”。他的丑书作品主要有三件：《题邹复雷春消息》、《题钱谱草书册》、《真镜庵募缘疏》三件作品都写于66岁后，此时他的心态是最无拘无束的。只是三件作品“丑”的程度不一样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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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笔侧锋粗犷浑厚，中锋具有篆籀，捺脚、捺画运用章草笔意，“鹤”、“神”、“文”等字点画呈厚重险峻之势，点画形态各异如坠石。中、侧锋夸张对比使用，篆隶、章草、楷书、行书笔意的融合，打破了以往的行草用笔原则，形成了五体笔意融合的破体。其次结体方面，单个楷书字有险峻造势感，字组和单个字的组合有互让打破之势，楷、行、草字形的夹杂使用是破体的基本特征。
章法方面给人一种“粗头乱服”感觉，字与字之间避让，连带字组的使用，是紧密无间的表现，也是“乱”字形容章法的原因。大字枯笔的使用和浓笔浓墨的饱满使作品笔黑变化丰富，更增添了狂放磅礴的气势，也是他性情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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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册记录了钱币的使用变化，透露了元代经济变化和社会的动荡，杨维桢从谱册感受到世事的变化，痛感而发。作品从“华亭姚泽”几字为首书写至“不古若也”是稳定之态，从“近又作褚宝传”至“今不可复古也与”情绪己开始波动，“吾徒艾内生首为文”以后情绪激烈，字以传情，句句动心。“为文以引”四字突变，夸张表现极其明显，可见杨维桢当时心理的强烈变化。
“叙史”两字牵强的连带，尤其是“史”字的捺画，强烈的扭曲，以使字形丑化，“有”字更是极度扭曲，夸张成三字的大小，笔墨纵情挥洒，达到极致。“铁史断”三字是由中锋向侧锋的转变，像葱绿瞬间变为“万岁枯藤”之感，“史”字的捺画紧收，“断”字的竖画伸长，且与“吾铁”两字避让，堪称“神来之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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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作有佛教色彩，确有幽默之趣，相比之前两幅作品风格柔和许多。融五体笔意于其中，做到了笔意上的打破，如圆浑篆籀般的转折、竖画、锋利的章草捺脚等。字距明显大于行距，“中”与“只”之间，“金”与“阙”之间间隙较大，行距较小，加之字与字的穿插，形成“密不透风”之势，但字距较大，又如“乱石铺街”之场面。
此外，浓墨与淡墨对比强烈，“握”、“必”、“清”、“多”、“黄”等字运用了浓墨，其中“有”字中笔画有浓淡墨对比。整体看上去这几字特别显眼，增添恣肆之意。杨维桢的这种“丑书”风格奇崛狂放，是性情的使然，极具书写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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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作用笔清劲爽快，融篆隶笔意，中侧锋并用，其中“东”、“老”、“千”、“百”等字的横侧锋起笔，增添厚重感。“火”、“枭”等字的捺画，运用章草笔意出捺脚，更添爽朗利索。结体瘦劲坚挺，与欧体的险劲有相近之处。中间五行小注笔势连连，飘逸自在，仿佛能看到杨维桢当时挥洒的状态，尤其是最后几字，痛快淋漓，有王献之“一笔书”的气势。作品中“与妇”、“月出”、“东头”、“此酒”等字的连带打破了字体的独立，形成行楷书间杂的破体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