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入殓师》：电影有多轻，生命就有多重( 二 ) 电影|入殓师|小林为|传统|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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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除了“子欲养而亲不待”的遗憾之外，《入殓师》作为一个勇敢打破刻板印象的“破局者” ，更是用小而美的故事展示出了更多元的人生困境，以此引发观众在视听之外的思考。除了对于传统养育之恩的“伦理纲常”和亲密关系的反思之外，导演尤其注重在经济危机的时代背景下，在工业发展对传统生活方式异化之后，人的“存在”价值的定义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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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业、追梦破碎是人生低谷最常见的两种现实映照，也是更容易反思出“存在价值”的境况。导演借由小林的眼睛，让观众参与到了这场人生重塑的实验中。
导演并未将角色视为叙事的棋子，将角色塑造为具有典型性格和强逻辑性行事规律的个人以满足叙事或戏剧性要求，而是选择了阿涅斯·瓦尔达在《五点到七点的克莱奥》中展示出的现实书写与参与式旁观视角，没有对角色进行定义，尤其拒绝道德准则的批判，从而挖掘出小林作为“普通人”和“入殓师”的双视角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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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人生反射的意义可能有悖于寻常的生活经验，却有助于受众反思一切与生存相关的概念的外延，甚至重构被资本追逐所异化的价值观。正如村上春树在《挪威的森林》中那句振聋发聩的感叹一样——“死亡并不是生的对立面，而是作为生的一部分永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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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东方文化“扫盲”
时隔半个世纪重新在2008年夺回奥斯卡最佳电影的荣誉，说明《入殓师》除了足够动人，还凭借超强的正面文化输出，使得东方的文化在西方价值体系中得到了认同。
首先，现代性使得《入殓师》的文化环境足够包容。入殓师们西装革履地进行最传统的日式送终仪式，沉郁的大提琴成为了电影的主基调，而除此之外，电影没有用歇斯底里式或者大水漫灌的形式去强行进行文化输出或纠偏，而是用叙事式的、平和的语调，让东方对于死亡的敬畏、隐忍，用诗意化的形式在光影之间缓缓流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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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电影还探究了“归乡”情节，并成功将对故乡、原点这种人类感情上“母体”的回归，也是人类试图与生命的本源切近，探求生存哲学的仪式升格为了东西方文化共同认知的诗意。
无论东方还是西方，生活中的人们都是当代的游牧者，对故乡、原点这种人类感情上“母体”的回归，也是人类试图与生命的本源切近，探求生存哲学的仪式之一。 “樱桃园”的崩塌，梦想的溃散，是旅途开始的由头，同时“家”与“自我”不再是一个壁垒性质的容器，而是一种流动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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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电影的绘述中，告别与回归是同时进行的， “家”与终点的概念也是流动的，这种流动的情感，也恰恰是《入殓师》情感描述中的诗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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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危机导致的生活与价值体系紊乱的背景下，一场对世俗意义的成功与价值的消解和重构尤为重要。《入殓师》则是一部适时的，恰到好处的死亡教育。人们期待着新的生活意义——不在于最后期限、戏剧性的转折，而在于认识到生命的短暂性后开辟属于自己的道路，塑造新的、自我认同的身份，使个人也成为自然繁衍生息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