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我们为何难以摆脱过去？对帕慕克“呼愁”的社会学研究( 六 ) 代际|问题|个人|伦理|慕克|社会

概言之，伊斯坦布尔人一方面在行动上割裂与历史的关系（不去保存既往的历史，不将它们珍藏在博物馆中缅怀，从而“彻底”告别既往的辉煌），另一方面却也无法割裂与历史的关系，他们生活在废墟中，也在用废墟做材料建造新的生活。这种生活在废墟中呈现出的贫困和破旧，令“呼愁”更加鲜明地成为这座城市的底蕴：它不是“有治愈之法的疾病” ，也不是人们“将从中解脱的自来之苦” ，而是自愿承载的“呼愁” ，是无人能够或愿意逃离的一种悲伤。帕慕克认为，这种呼愁，也会成为最终拯救人们的灵魂并赋予“深度的某种疼痛”（帕慕克， 2017：99）。对于普通伊斯坦布尔居民而言， “呼愁”为他们的听天由命赋予某种尊严，也能够说明“他们何以乐观而骄傲地选择拥抱失败、犹豫、挫折和贫穷”（帕慕克， 2017：99）。
“呼愁”是伊斯坦布尔全城共同感受且一致肯定的东西。源于城市历史的呼愁使他们一文不名，注定失败， “呼愁”甚至注定爱情没有和平的结局（例如帕慕克的小说《纯真博物馆》）。就像戏剧中的主人公屈服于历史和社会加诸其上的环境，充塞于风光、街道与胜景的“呼愁”渗入这些人的心中，击垮了他们的意志，而非他们独特的个人经历，如未能娶到心爱的女子，以及残酷的痛苦经历，等等（帕慕克， 2017：100—102）。概言之，它是一种命运化的苦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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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北川景子：悠久之都土耳其伊斯坦布尔》（2014）画面。
其次， “呼愁”迈向一种令人警醒的文明形式。
呼愁由表现为一种生活状态，一种苦难、破败生活的“承担” ，到人们不去主动克服，进而成为他们乐天知命的社会价值和习俗（帕慕克， 2017：99），呼愁也就转化为一种文明的形式。
帕慕克的诺贝尔奖颁奖词也提到了这一点：他在寻找故乡的忧郁灵魂时，发现了文化冲突和融合中的新象征，也即“呼愁” 。它涉及在东西方的文化冲突与融合中，当下的文明向何处去的问题。
东西方文化的冲突和融合成为以“呼愁”为主题的伊斯坦布尔作家创作的张力来源：

他们的目的是同时从两种传统中获取灵感——被新闻工作者粗略地称作“东方与西方”的两种伟大文化。他们可以拥抱城市的忧伤以分享社群精神，同时透过西方人的眼光观看伊斯坦布尔，以求表达这种群体忧伤、这种“呼愁” ，显出这座城市的诗情。违反社会和国家的旨意，当人们要求“西方”时他们“东方” ，当人们期待“东方”时他们“西方”——这些举止或许出于本能，但他们打开了一个空间，给予他们梦寐以求的自我保护孤独。（帕慕克， 2017：109—110）

例如，历史学家科丘编著的《伊斯坦布尔百科全书》，完全摆脱不了西方的形式：他着迷于分类法，以西方人的眼光看待科学与文学（帕慕克， 2017：159），但他的真正主题却是未能以西方的“科学”分类法来阐释伊斯坦布尔（帕慕克， 2017：162），其中带着很大一部分伊斯坦布尔的“自我性” 。这很大原因来自伊斯坦布尔自身的“异己性”或他者性，它是一种不同的文明形态。 “呼愁”概念一方面意识到这一冲突和苦痛，另一方面却又未能完全标明出自我性，但它提出了一种警醒。这里面存在一个悖论：如果说“呼愁”代表了一种新的文明形式，那它同时也意味着旧有的文明在西化过程中的消失，而新的令人骄傲的文明还未能升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