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谈谈“三藩”到底有何“资本”敢于举兵叛乱( 二 ) 尚可喜|分封制|清政府|云南|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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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贵州后的吴三桂可谓是如虎添翼，而朝廷给予的“内外各该衙门不得掣肘”的大权犹如一把尚方宝剑，在云归地区上可节制督抚，下可扼制县令。与此同时，这把尚方宝剑也是其储备钱粮和厉兵秣马养精蓄锐的基础。此外，吴三桂早在其降清之时手中就已经掌握着一支装备精锐的队伍，而后在追随满清统治者南征北战的过程中，又网罗了来自于孙可望、李定国、张献忠等人部下的大批精兵猛将。据《清世祖实录》卷136记载，在镇守云南之初，吴的兵力就已经多达“官甲一万员名，绿旗兵及投诚兵共六万名。”公元1660（顺治十七）年六月，因国赋税收严重不足，朝廷令吴三桂裁减绿旗兵和投诚兵。次月，吴三桂在原有的绿旗兵和投诚兵基础上成立了忠勇五营、义勇五营，每营人数定额1200人。十月，云南援剿四镇成立，兵员人数共计12000人。至此，尽管吴三桂按朝廷所下达的命令在兵员数量上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裁减，但此刻仍存有3.4万受朝廷供养的精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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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至“三藩之乱”爆发之前，吴三桂的兵力在编制上大致为53佐领（清朝初期一佐领约200人），绿旗援剿四镇官兵1.2万，共计2.2万余人。那么，区区两万余人就敢于清政府正面宣战？显然，这是不现实的！由此可见，除这2.2万兵力以外，吴三桂绝对还有其他兵员。其具体数量究竟是多少，在笔者看来仍是以顺治十七年裁兵之前的数量为基准而叠加的，即7万余人（官甲1万，绿旗兵及投诚兵6万）。除此以外，在征战土司的过程中，吴的兵力必定也有所扩充，史料《朝鲜实录》中的记载也恰恰印证了这一点：“三桂方在长沙，头发已长，衣冠比汉制。虽有百万之众，率多乌合，但手下有五六千敢死兵，即所谓苗奴也。”与此同时，作为一手遮天的藩王，吴当然不会局限于这些兵力，私自招募也即是兵力扩充的一大主要渠道。因此，初步统计吴在举兵之前其所有兵力加在一起应该在9到10万左右，其中2.2万是在编制之内的兵员，其余兵员皆由其私自赡养，朝廷不提供饷银。这支队伍是吴三桂称霸云贵地区的军事基础，也是正面对抗满清统治者的主要信心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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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尚可喜和耿继茂父子“资本”分析尚可喜父子拥兵数量虽不及吴三桂，但作为平南王的他享有朝廷赋予的“便宜行事”之权，再加上尚可喜在粤建藩时间最久，根基已固，且广东地区商业较为发达，这为尚可喜称霸广东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经济基础。创办总行、总店，垄断商业，抽取赋税等等，这是尚可喜父子惯用的敛财伎俩。据史料《议复粤东增豁税饷疏》记载：“各州县墟集商贾辏聚之处，皆有藩棍倚势私抽，毫无顾忌。……仅此一项，平藩每年便私抽银十余万两”而私通外洋，一年之中也可私得银四五十万两。公元1681（康熙二十）年，仅籍没尚之信放债本利银一项便有“三十万一千七百六十九两一钱零，除荷兰国欠银六千两”，可想而知当时尚可喜父子的家产之庞大。可谓是正印证了时人所说的“平南之富家于天下”。荷兰使臣纽霍夫笔下的尚可喜与尚可喜如出一辙，耿继茂父子也同样享有朝廷赋予的“便宜行事”之权。而深谙经商之道的耿继茂父子，利用强权作为屏障，在福建拥有独门的从商一法：“当铺、牙行、盐商、诸色店铺买卖，皆王人共分，或出本，或充伙，以致肩挑背负之类亦无不为。”巨大的财产来源成为了尚可喜和耿继茂父子专擅一方的经济基础和军事基础，养兵秣马也就成为了此二人巩固自身地位的分内之事。实际上，除了在经济上和军事上“三藩”自认为拥有与清政府抗衡的决心，在当时清政府所面临的严峻形势也为“三藩”势力提供了信心。举个例子，康熙初年，国内反清势力初定，而国库收入仍处于入不敷出的状态，再加上旁人专政等等，这也让兵力并不是很多的“三藩”看到了一丝曙光。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清政府并不是“三藩”眼中的清政府，康熙也并不是“三藩”眼中的康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