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运会|奥运观念在中国的接受历程奥林匹克|奥林匹克运动会|冬奥

接受史研究最初兴起时，往往聚焦于不同语境下的读者对文本的感知和解读。随着接受理论的深化，越来越多的领域成为其研究的对象。近年来，已有西方学者研究奥运会在古代和现代世界的接受史，但他们较少关注奥运会在中国被接受的过程。回首百余年的历史，从被西方列强讥为“东亚病夫”到如今“全民健康”的目标，中国有众多值得总结的宝贵经验，而国人如何认识、接受、熟悉、参与和举办奥运会则是其中最有价值的研究问题之一。笔者尝试借鉴接受理论，简要梳理奥运观念在近现代中国的传播与变迁，以期对中华民族奋起自强的大历史作一个小角度的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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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
晚清、民国时期：奥运观念从无到有
传统上认为，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创始于公元前776年，每四年举办一次。作为祭祀宙斯的节日活动，它逐渐发展为希腊和罗马世界普遍认同的竞技赛会。约公元394年，信仰基督教的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一世因把它视为异教节日而下令将其禁止。1859年，希腊商人埃旺格洛斯·扎帕斯（Evangelos Zappas）率先尝试在希腊恢复奥运会，不过当时只有希腊人参加。真正创建现代国际奥运会的是法国人顾拜旦。
1894年6月，顾拜旦在巴黎索邦大学礼堂召集了一次奥林匹克大会，旨在恢复奥运会。大会决定1896年在雅典举办第一届现代奥运会，并组建国际奥委会。1930年代，体育编辑阮蔚村认为，当时的国际奥委会曾给清政府发出了邀请，但慈禧等人未予答复。此说法后来颇为流行，但一直未找到事实依据。无论如何，清朝直至覆灭都没有派遣选手参加过奥运会。这固然是由于国力日衰、无暇顾此，但也反映出当时清朝的保守派统治者对奥运会缺乏基本的概念，无法形成积极参与的心态。
据罗时铭、魏伟等学者研究，上海的英文报纸《字林西报》报道过1896年的雅典奥运会，英文月刊《中西教会报》报道过1900年的巴黎奥运会，但它们都是英文媒体，且报道都很简短。此后，《万国公报》对1904年的圣路易斯奥运会有过后续报道。总体来看，这些零星报道对当时中国知识界和大众了解奥运会的推动作用是有限的。不过，据陈德正研究，受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的影响，19世纪晚期国内的新式学堂中可能已开始教授古希腊史。1886年，由传教士艾约瑟编译出版的《希腊志略》是中文世界最早的古希腊史专著，影响广泛，其第二卷第七节就介绍了“历四年有一次”“驰马、角力、斗奇技、逞异能”的“俄伦比亚会”（奥林匹亚赛会）。可以想见，一部分热衷西学的洋务派和维新派人士对古代奥运会还是有所了解的。
教育家张伯苓是第一位真正在中国大力推广奥运会的人物。毕业于北洋水师学堂的他深受甲午战败的刺激，决心办新式教育，并且尤其重视体育。他最初在天津基督教青年会了解到奥运会，也在此地发表了《雅典的奥运会》（1907年10月24日）的演讲，介绍古代和现代奥运会。1908年8月，他在欧洲考察教育期间观摩了伦敦奥运会，成为亲临现场观摩奥运会的第一位中国人，并在回国后向南开中学堂的学生介绍奥运会。1909年10月，他又在南开中学堂与天津基督教青年会联合举办的年度运动会上发表了《中国与国际奥委会》的演讲。1910年10月18日，他参与组织了第一次全国学界运动会（后被追认为第一届全国运动会）。到了民国时期，他不仅在南开努力开展奥林匹克教育，而且倡导和组织全国运动会，与王正廷等人创建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1924年成立，1931年被国际奥委会承认为中国奥委会），还参与发起了远东运动会（原名“远东奥林匹克运动会”），推动中国与亚洲各国进行体育交流，得到了国际奥委会的肯定。他积极支持中国运动员参加第10届（洛杉矶）、11届（柏林）和14届（伦敦）奥运会。在他和一大批爱国体育人士的带动下，以奥运会为代表的近代体育在中国开始逐渐深入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