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鸿|巫鸿新著:从穿衣镜看全球文化史与“自我”表达( 二 )


在中国,差不多的变化也在发生。曹雪芹的镜屏想象除了表征传统的道德象征意义,也书写了时代的全新视觉体验。乾隆的镜像幻想,呈现了宫廷艺术在皇帝的支持下吸收西洋透视技法的效果,也表明了这位皇帝志得意满的自我感觉。苏格兰传教士德贞带动了摄影术在中国的传播,一个重要方法就是“穿衣镜模式”的“照镜影之法”。耀华照相馆的照相术,与沪上流行的穿衣镜前美女和城市风光明信片、满族妇女的穿衣镜肖像和辛亥剪辫纪念照等,表明了世纪之交的中国正在刮起一股强劲的“西风”。影楼出品的时装美女照充满东方情调又带着异国色彩,呈现了东方对西方的想象,呈现了不同文化之间的联系与融合。
《物·画·影》体现了巫鸿对“主体”概念的理解,一个基本共识是反映出现代意义上的自我。穿衣镜和人物在构图中占据了几乎同等重要的位置,其中包含了关于可见性与存在的哲学问题。倘若继续延展,可以借用西班牙艺术家曼努埃尔·奥尔维拉的一个矛盾而又熨帖的说法,这类有镜子的肖像画实际上体现了“与他者的自我对话”。在凝视镜子里的自己时,我们都会有一种距离感。一旦开始自我观察,我们好像就失去了那种仿佛本能的自我表达,我们会不由自主地想象呈现在别人眼里的“我”到底是怎样的。在晨曦中对镜自照的每一个人,都可能会在某个瞬间感觉到那种“陌生感”。镜子里的这张脸、这个人,就是“我”吗?
【 巫鸿|巫鸿新著:从穿衣镜看全球文化史与“自我”表达】对“自我”的发现,是现代性最重要的成果。当肖像或人像被镜子转化为相似的仿佛又有所不同的影像的时候,作为“自我”的我与作为“他者”的我,就变得更加模糊、暧昧,也更加明晰、复杂。这是一种在场的、同时也缺席的艺术哲学。(责编:李峥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