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创制用拉丁字母拼写汉字读音的方案的西洋人是意大利人利玛窦(Matteo Ricci),他是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1583年来到中国,1605年(明朝万历三十三年)在北京出版了《西字奇迹》一书 。内有《信而步海,疑而即沉》等四篇文章 。
罗常培根据文章的汉字与拉丁文对照的译文,整理出一个包括26个声母和44个韵母的汉语拼音方案 。1626年法国耶稣会传教士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1610年来华),在杭州出版了《西儒耳目资》 。
这是一部最早用音素字母给汉字注音的字汇 。他的拼音方案是在利玛窦方案的基础上修改成的,人称"利、金方案" 。
"利、金方案"的出现对当时中国的音韵学者有很大的启发 。明末学者方以智开始思考中国的拼音文字问题:"字之纷也,即缘通与借耳 。
若字属一字,字各一义,如远西因事乃合音,因音而成字,不重不共,不尤愈乎" 。前清学者杨选杞看了《西儒耳目资》大受启发:"予阅未终卷,顿悟切字有一定之理,因可为一定之法" 。
"利、金方案"促进了中国传统的音韵学研究方法的革新,为反切法开辟了一条"不期反而反,不期切而切"的简易途径 。这两个方案是最早的汉语拼音方案,是以"官话读书音"为标准写的,适合于拼写北京音 。
它"引起了汉字可以用字母注音或拼音的感想,逐渐演进,形成二百年后制造推行注音字母或拼音字母的潮流" 。(2)鸦片战争后的教会罗马字和西洋人的汉语译音 。
"利、金方案"产生后的二百年间,由于清朝政府奉行闭关自守政策,外国人的汉语拼音也因此沉寂 。鸦片战争后,"海禁大开",西洋传教士和商人纷纷涌入中国,于是西洋人的教会罗马字和汉语译音也迅速发展起来 。
A.方言教会罗马字 。最早到中国来的基督教传教士是英国人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至1834年),他于1807年到广州传教 。
1815年至1823年出版了一部中英对照的《中文字典》,用他自己设计的官话拼音方案拼写汉语 。他在字典中还附录一种广州方言的拉丁字母音节表 。
这是方言教会罗马字的萌芽 。基督教传教士在中国传教以东南沿海各通商口岸为传教中心 。
这些通商口岸(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广州等)都是东南各方言地区的代表城市,这样就促使了各种方言罗马字的产生 。传播得较早较广的是厦门的"话音字",大约开始于1850年,据说仅仅在1921年就印售读物五万册,直到新中国成立后,估计住在本地和旅居海外的还有十万人左右应用这种方言罗马字 。
教会罗马字对中国汉字改革运动有较大的影响,起到了宣传汉字可以走拉丁化拼音方向的作用,并在拉丁字母拼写汉语的技术上提供了有价值的经验 。B.威妥玛式和邮政式 。
威妥玛(又译伟德,Thomas F.Wade)是英国驻中国使馆的中文秘书,1867年,出版一部京音官话课本《语言自迩集》 。起初是作为使馆人员学习汉语的注音工具,后来由于他的方案接近英文,扩大了用途,成为音译中国地名、人名和事物名称的通用标准,不但外国人用它,中国对外出版物上的汉语译音也用它 。
直到1977年联合国第三届地名标准化会议通过了采用《汉语拼音方案》作为中国地名罗马字拼法的国际标准时,威妥玛式才停止使用 。西洋人汉语译音方案中,还有一个被称为邮政式的方案 。
清光绪年间,中国开始办理邮政和电报,实权都掌握在英国人手中,他们把英文里的中国地名译音作为邮政和电报的书写标准 。这些邮电地名,除个别方言拼音(如"厦门"写成Amoy)和习惯写法(如"广州"写成Canton)以外,一般都是官话拼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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