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生命就寄于责任一念”( 二 ) |梁培宽|中国文化要义|邹平县

梁培宽在追忆中，如是描绘80多年前的邹平旧貌：“当时的邹平县城墙呈正方形，每边大概长一里地，城墙上还有城楼，四周有护城河。当时邹平最高的房子就是那座天主教堂，其他的都是平房。老乡们的田地都在城外，到麦收的时候，就把麦子拉到城里来。住在那里，跟住在乡村差不多。在东关、西关这条大街上，住户占大多数，隔三岔五地有一个店，多半都是夫妻小店，自己开的。平常不赶集的时候，县城里安静得很，街上也没有卖东西的。那个时候，县城里头没有电，没有自来水，也没有电影院、公园，什么娱乐活动也没有。 ”
1935年8月，黄靖贤病逝于邹平。处理完夫人后事，因无精力照料，梁漱溟把二子送走，一家人再次过上聚少离多、四处为家的漂泊生活。 1936年暑期，梁漱溟与长子培宽、次子培恕在济南拍了一张合影，留下珍贵的影像资料。
“文期后世知”的遗愿逐步实现
1938年5月，梁培宽、梁培恕在青岛住了半年后，由梁漱溟的族弟接走，经上海、香港、广州至汉口，后又转赴四川。梁漱溟虽然工作繁忙，但他是一个非常容易亲近的人，兄弟俩在感情上从未与父亲疏远过。梁漱溟给孩子们的感觉不仅是慈父，更是良师。他关心孩子，但在给孩子的信中很少提及生活琐事，而是在思想上加以指点。
1946年，梁培宽在南京金陵大学园艺系学习半年， 1947年秋又进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 1948年秋，从北京到四川北碚，在梁漱溟办的勉仁中学担任教员。
1950年夏，梁培宽考入清华大学生物系。后几经波折，梁培宽被分配至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曾任研究所编辑部主任。
20世纪80年代中期，梁培宽退休后，一直从事父亲梁漱溟文稿的编辑出版和研究工作。由于自己的专业偏理工，他在整理时秉持的原则是“有闻必录，不增不删” ，原书原稿的书名、标题、结构，尽可能保留原来的样子。
对于父亲的作品，梁培宽在接受采访时曾说，越整理越觉得自己了解得不够，但总起来说，还是了解得越来越多了。 “《中国文化要义》这本书，我看过不止一遍，现在再看，就更清楚了。比方说， ‘文化’这个词包括的内容很广，可是他的观点是有他自己特点的，这本书并不是泛及一切，而是特别就中国的社会人生来讨论。只讨论中国的社会人生，着重讨论人生态度、中国社会构造的特殊，重点在这里头呢。 ”
“另外，我又查过他给别人写的信。他在信里告诉别人读《中国文化要义》要特别注意什么问题。他说：‘我的这个中国要义，着重的是讨论中国社会结构。 ’不过书信或者日记里提到怎样读《中国文化要义》，都是一两句话，零零碎碎的。他在20世纪80年代还有一个谈话，我当时有个记录，也专门说到《中国文化要义》这本书。 ”梁培宽回忆说。
多年来，梁培宽先生家中的陈设，依稀保持20世纪80年代的风貌，唯独客厅里挂了八个字， “行其所知、守之以道” 。那是父亲手书，据说当时写完不满意随手丢弃了，先生又捡了回来。
“行其所知、守之以道”的精神激励着梁培宽。 2013年10月13日，在梁漱溟先生诞辰120周年时，梁培宽与家人一同到邹平黄山为父亲扫墓。在扫墓仪式上，他向父亲禀报两点：
第一点是，您离我们而去，二十多年来，我们注意学习与铭记您的教诲，用它指引我们的工作、学习与生活，各人都有所长进，但并不令自己满意。今后，我们应多多自我反省，互相勉励督促，以不辜负您对我们的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