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义感|我的哲学笔记：现代人的最大敌人是空虚感和无意义感外部世界|弗洛伊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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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正在失去自然审美。
外部导向的人不是寻求出人头地，而是寻求“适应”，他的生活好像受到了一个紧紧固定在他头脑中并且不断告诉他别人期望他如何做的雷达的指挥。这种雷达型的人从他人那里得到动机和指导，就像那个把自己描述为一个多面镜子组成的装置的人，他能够作为反应，但却不能进行选择，他没有自己有效的中心。这样的“外部导向的人”缺乏内省的能力，整个世界的面目在他那里都变得模糊不清。他丧失了对自然的观察力和欣赏自然美的审美力，丧失了“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的那种在自然中看到我们自我心境的能力，也丧失了将自然作为具有丰富维度的对象而加以体验的能力。所以在我们这个时代，很难再出现像华兹华斯、叶芝那样终生以描绘自然之美为己任的艺术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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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正在失去悲剧感。
悲剧表明的是一种对人类存在的深刻尊重以及对个人权利和命运的信仰以及人性的深度关注，人们在失去这些人们最为尊崇的价值与信仰时，就会产生悲剧感。然而，大规模的工业化、国家机器的庞大力量以及集体主义观念的日益强大，使得个人变成了无足轻重的原子式个体、宇宙中的尘埃，个人的价值不是在发展提升，而是被压抑和遮蔽。人们对于生存的体验，更多是荒谬与滑稽，而非严肃的悲剧感。由此人们就会陷入深深的焦虑之中。
焦虑在克尔凯郭尔那里被视为一种自由的可能性，是“自由的晕眩”，就是人对可能性既欲求又恐惧得紧张不安。对此，克尔凯郭尔说，如果人是野兽或是天使，那么他就不能感受到焦虑，正因为他是两者的结合体，所以他才能够焦虑。
而在罗洛·梅看来，焦虑是一种被困住、被淹没的感觉，是我们面对非存在威胁时的一种反应，在焦虑中我们的知觉会变得模糊，而不是变得更为敏锐。从本体论的意义上说，焦虑就是我们存在感的现实状态，也就是说人的存在总是与焦虑如影随形。只要人活着，就会有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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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的变异和时代理解
在罗洛·梅那里，自由不是像罗尔斯或以塞亚·伯林所说的那样一种人身和政治权利，而主要是指人参与自己发展的能力，它是我们塑造自己的能力。自由是自我意识的另一面，随着人所获得的自我意识越来越多，他的选择范围和自由也会成比例地增加，两者是相互成全的。在强调自由的同时，罗洛·梅没有忘记，自由与责任是不可分割的。
【意义感|我的哲学笔记：现代人的最大敌人是空虚感和无意义感】现代哲学家普遍认为，人类的目标在于自由、诚实、富于责任心地生活于每一个时刻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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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格尔认为此在（即人）总是有情绪（心境或心情）的，但是这种情绪又并非心理学研究的对象，而是存在论意义上的情绪，是情感、感觉尚未分化的状态，此在就总是处于这种有情绪的生存之中。海德格尔用于描述此在生存状态的一系列概念，如“操心”、“沉沦”、“畏惧”等，都有这种情绪体验的性质。
罗洛·梅结合弗洛伊德的潜意识理论发展了海德格尔的这一思想，认为人的存在就是一种“我在”的体验，即“存在感”。用罗洛·梅自己的话说，“存在感指的是个人的整体体验（不仅包括意识的体验，还包括潜意识的的体验），而且它绝不仅仅是意识的动因。……我的存在感并不是我看待外部世界、估量外部世界的能力；相反，它是我将自己看作是一个在世存在、认识自己是能够做这些事情的存在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