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观$以“跨界”姿态对话北纬四十度( 二 ) 晚会|太极琴侠|共明月同心|我

陈福民是一位文学批评家，他在这本书的写作中同样始终保持着鲜明的文学批评家的身份认同。作为一位文学批评家，陈福民一直坚持着自己的文学批评观：将文学批评放置在文学整体框架中来思考。他说：“在文学史所赖以成立的各种要素中，文学批评繁巨的工作与发现是不可或缺的观点与材料来源。一个优秀的文学史家同时也可能是一个优秀的批评家。”他的这段话非常辩证地阐释了文学批评与文学史之间的密切关系。一方面，他指出了文学批评在文学史研究中的价值和独特功效；另一方面，他也暗示一个优秀的批评家必须具备文学史的视野和知识后盾。这一回，他的文学批评是面对一个更宏大的文本，即在北纬四十度的狭长空间里上演的一部关乎国族的历史大戏。而在这部历史大戏里，一幕接一幕，都是那样的精彩纷呈，每一个人物的表演又是那样的扣人心弦。陈福民一定意识到，面对这样一个宏大的文本，将更加考验他的文学批评观的有效性，他必须将他所批评的对象置于一个更为宏大的历史整体中来考量。用他的话说，是“每一个具体的话题都牵涉到繁巨的历史容量”，因此他自谓这次写作有“如履薄冰”之感。但我得很信服地说，陈福民这一次的“文学批评”同样非常精彩地证明了他的强调整体性思考的批评观是有效的。他不拘泥于一事一物，不囿于成规定论，在分析论证中力图通过全方位的、历史性的综合和比较，从而抓住事情的核心和本质。比如在对失败将军李广的描述中，他犀利指出了以人道主义评价李广的带兵方式是一种空洞化的人道主义。空洞化是我对陈福民论述的概括，因为他认为，从史籍中关于李广宽仁爱兵的描写是不能得出李广有人情味或有人道主义精神的，只有还原到历史场景中，才能看到，李广的所作所为，恰恰证明李广尽管个人武艺高超，但他缺乏纪律约束，不是一个好将领，“从军事角度说，这非但不是爱兵如子，相反，是助其速亡。”“他一生失败的悲剧性，根源正在于此。”
陈福民在写作这本书时，最困扰他的一个问题恰是文学批评问题。如何对待与处理文学写作中的历史题材？他认为，最为关键的是“需要一种正当的文学观和历史观”。当然，在这本书中，他并没有专门来讨论什么才是“正当的文学观和历史观”。不过，仔细读完《北纬四十度》这本书，就会发现，这本书的写作本身，就是陈福民的一次对于“正当的文学观和历史观”的成功实践。我从他的字里行间便得到了这样的启迪：应该怎样去确立“正当的文学观和历史观”。事实上，陈福民的这一观点也是很有现实针对性的。在散文创作领域，历史文化内容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中国文化传统历来注重文史修养，文史这个词语，其本义更多是指称历史知识，古人强调要从历史中得到借鉴，要从历史中学习智慧。历史知识对于拓展当代散文创作空间起到了明显的作用，一批以书写历史和追问历史为主题的散文给人耳目一新之感，人们由此还创造了“历史文化大散文”的新概念。但一些作家将历史文化散文写作当成了一种捷径，到历史书籍中找来一些材料便可以敷衍成篇。这也就造成了历史文化散文的泛滥。这类散文的问题要么是将历史肢解化，即只是从历史中攫取一些片段然后任意发挥，缺乏对历史的整体观照；要么是过分追求文学性，使历史本真的面目被虚构、抒情、辞藻所遮蔽。这些问题归结起来，恰恰就是陈福民所说的有没有“正当的文学观和历史观”。也就是说，文学观和历史观，都必须是“正当的”，而且二者缺一不可。显然，这是一个难度很高的要求。当然，什么才是“正当的”，也许我们可以对其进行多方面的阐释，但从陈福民写作《北纬四十度》的实际情况来看，至少，这种正当性必须是与历史的内在逻辑相吻合的，也必须在文学上是言之有物的。北纬四十度在地理上呈现出很多神秘色彩，有人称它是“地球的金项链”，要在文学上对北纬四十度进行想象和抒发，是太容易不过的事了。但陈福民恰恰在这方面是谨慎和收敛的，丝毫不在北纬四十度上做过度的文学联想，只是将其作为一个地理概念，深挖其中蕴含的历史内涵。我以为，这大概就是陈福民对“正当性”的一种考量。因为过度的文学联想，完全有可能对历史本身构成伤害。陈福民在写作中尤其注意文学观和历史观二者的协调统一，虽然不能说书中的每一篇作品都做得尽善尽美，但作者努力的痕迹却是清晰可见的。说到底，陈福民的“正当的文学观和历史观”体现了一种整体意识、辩证意识和综合意识，这是一位成熟文学批评家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