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宇燕|张军：阿马蒂亚为何夸中国在发展中能区分地运用市场( 二 )

具体而言，实质性的自由包括人们有可行的能力免受诸如饥饿、营养不良、可避免的疾病、过早死亡之类的苦难折磨，有权在遭遇失业时得到救助，收入在低于某个最低水准之下时有资格得到补贴，每个孩子有权利接受教育、获得知识和技能等。阿马蒂亚从理论上论证，为人们获得或扩展可行能力才是发展的最高价值标准。
找到了各派学说关于价值背后统一的“信息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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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阿马蒂亚·森教授加入北京论坛学术委员会并接受采访（来源：PKU news）
阿马蒂亚选择从自由层面来看待和理解发展的目的，堪称创新之举。一旦从自由或可行能力视角看待发展，一下子就把发展问题提升到了哲学层面，成为高于其它工具价值的最高价值标准。在这个更高的层面，经济学就有机会超越对效率的分析，与道德哲学、法哲学和政治哲学对社会公平与正义的关怀统一起来。所以，他的这一工作非常重要，找到了一个可将经济学与道德哲学及政治哲学统一的更宽广的理论框架，不仅有效拓展经济学的分析范围与视野，而且足以让我们清晰看到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在社会公正话语上讨论的局限。更重要的是，阿马蒂亚找到了各派学说关于价值标准背后统一的“信息基础”。
举例来说，就经济发展的社会福利而言，经济学的传统所依赖的功利主义价值标准，简单说就是追求社会总效用的最大化。但这个价值理论忽视了在分配上的可能后果。在总的产出水平（如GDP）不变前提下，难道我们有理由不关心一个相对均等分享成果的状态与一个成果分配极端不平等的状态之间的巨大差异？我们为什么要关注两者的差异？所以，功利主义理论提出的价值标准是有缺陷的，因为它所依赖的信息基础过于狭窄，无法顾及到全部价值层面。阿马蒂亚认为，这就需要拓展它包含的信息范围以容纳对发展后果的更多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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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之父”洛克（左）、功利主义代表边沁（中）、密尔（右）
在阿马蒂亚看来，除了功利主义价值观，自由至上主义的价值观也有同样的问题。它过度关注人们的选择过程和行动的自由，强调程序优先于结果，对后果的关注远远不够。这反映了该理论信息基础的局限，因为它不能告诉我们，假如两个状态下具有相同的法治自由，但其中一个状态下人人小康，另一个状态下可能无法避免饥荒，难道此时就可因两种状态都满足自由或程序合法的条件而无视其在结果上的巨大差异？显然不能。
阿马蒂亚曾对众多饥荒事件所做的经验研究显示，从历史上看，在法治自由和私人产权得到保护的条件下，依然不能避免饥荒的发生。这是耐人寻味的。阿马蒂亚认为，程序优先或自由优先的价值观虽然满足了人们的法治自由权的价值标准，但它不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这个更高价值标准的充分条件。
【张宇燕|张军：阿马蒂亚为何夸中国在发展中能区分地运用市场】对发展问题的总合成，被誉为“产生了革命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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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第三十八届联合国粮农组织大会在罗马开幕，阿马蒂亚·森教授发言
这本书虽是在阿马蒂亚于1996年为世界银行所作五次讲座基础上扩充而成，但实际上也是他几十年来对发展的基础性问题系列研究成果所进行的一个漂亮的合成。这些问题包括经济发展、社会福利、公共选择、贫困与饥荒等。这些研究对全球的发展观有巨大影响。前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对这本书给予高度评价，称“已经对发展的理论和实践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联合国多年来发布的《人类发展报告》系列，就是受了阿马蒂亚这个重要思想的影响和指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