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方|吴方：宋文化的脱俗与从俗( 四 ) |词人|文人化|吴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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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上河图（局部）张择端宋
故宫博物院藏
由中晚唐到北宋，中国文化并未产生特别深刻的变化，但如果说不免物换星移，确也因为社会组织结构中平民阶级的兴起、社会生活中经贸活动因素的增加，逐渐形成不同的文化圈。其中主要的有两个，一个是士大夫文化圈，一个是平民文化圈。前者趋“雅” ，后者趋“俗” ，似乎是双轨的，这种情况延续于宋代以后。当然“阳春白雪”同“下里巴人”并非完全隔绝，有时，士大夫也受“俗”的影响，譬如理学家朱熹等人的文字加入了许多白话、俗语的成分；同时民间文化也受“雅”的影响，如工艺器物讲究精致和素雅的风格等。然而，两个圈子毕竟各有其不同的文化功能，而且士大夫文化自然占据着中心地位，并把传统文艺推向一个独具士大夫风神趣味的表现天地。譬如苏东坡的诗文书画所达到的成就，为后代文人所喜爱。表面看其笔墨钟灵源于才气性情，实际上正是出世的理想和既难以入世又难以出世的体验塑造了这种不俗的文人形象。在宋代文化艺术活动中，这种“文人化”性质具有相当普遍的意义，所谓“超然乎尘垢之外，一新天下耳目” 。士大夫的生活因越来越“文人化”而带有优雅闲适风度，在宋以后逐渐成为一种社会文化风尚，士大夫的使命似乎并不都在于“修齐治平”上，他们同时是一种文化角色，把他们的生活艺术和趣味，作为超越世事俗尘的途径，带进传统文化经验中去，似乎正是必要的补充。
比如苏轼所体认的理想境界：“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 ”（《赤壁赋》）又如欧阳修晚年号“六一居士” ，客有问曰：“六一何谓也？”居士曰：“吾家藏书一万卷，集录三代以来金石遗文一千卷，有琴一张，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壶。 ”客曰：“是为五一尔，奈何？”居士曰：“以吾一翁，老于此五物之间，是岂不为六一乎！……‘吾之乐可胜道哉！方其得意于五物也，太山在前而不见，疾雷破柱而不惊，虽响九奏于洞庭之野，阅大战于涿鹿之原，未足喻其乐且适也。 ’”（《六一居士传》）在这种洒脱悠然的文人天地里，传统文化中的许多“节目” ，都可说在宋代趋向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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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春图郭熙宋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例言之。一是嗜茶品茗，宋代文人对此极为讲究， “咸以高雅相从事茗饮，故近岁以来，采择之精，制作之工，品第之胜，烹点之妙，莫不咸造其极。……天下之士，厉志清白，竞为闲暇修索之玩……争鉴裁之妙”（宋徽宗《大观茶论?序》）。茶里茶外，似有精微之道寓之，旨在“至静无求”“淡泊高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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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茶画像砖（拓本）
二是文玩鉴赏，对象为各种古器图籍和文房用具。宋人往往于清闲之燕留神展玩，至于痴好。如李清照《金石录后序》谓：“每获一书，即同共勘校，整集签题。得书画彝鼎，亦摩玩舒卷，指摘疵病，夜尽一烛为率。 ……坐‘归来堂’……甘心老是乡矣。 ”文玩本非要事，但士大夫渐已习惯把它看作娱己的高趣：“吾辈自有乐地，悦目初不在色，盈耳初不在声。尝见前辈诸老先生多畜法书、名画、古琴、旧砚，良以是也。明窗净几，罗列布置，篆香居中，佳客玉立相映。时取古文妙迹以观鸟篆蜗书、奇峰远水，摩挲钟鼎，亲见商周。端砚涌岩泉，焦桐鸣玉佩，不知人世所谓受用清福，孰有逾此者乎！”（赵希鹄《洞天清录集?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