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问题来了 , 我们所列举的四位财神 , 除了范蠡 , 都不是“有钱人” 。 尤其是关羽 , “轻财重义”的特点更是天下皆知 。 就算是最富有的范蠡 , 也动辄散尽千金 , 根本不符合财富积累、扩大再生产的现代商业经 。 他的道德色彩 , 是胜过财富色彩的 。 财神中 , 就没有一位纯粹的富人吗?
按照吕微在《隐喻世界的来访者:中国民间财神信仰》一书中的观点 , 我们上述四位财神属于正财神 , 此外 , 还有偏财神、准财神、活财神等等一众财神 。
活财神 , 就是纯粹的富人 , 指生前即享有财神之名的人 。 这些人死后 , 经过民间传说的演绎 , 也进入了民众的财神信仰体系 , 有一定影响 。 活财神主要有:以“斗富”闻名历史的晋人石崇、宋代权相蔡京、明代江南富商沈万三、明代嘉靖朝首辅大学士严嵩等人 。
石崇曾以财神的形象出现在清代的杨柳青年画中 , 据说蔡京的生日便是正月初五 , 民间附会 , 破五迎财神即是纪念蔡京的生日……活财神的形象基本上都是纯粹的富人 , 没什么道德色彩 , 简单因有钱而为神 。 这些人中 , 石崇不知谦抑、穷奢极欲 , 高调炫富 , 与知退让、善隐遁的范蠡形成鲜明对比 , 也与中国民间“不露富”、“闷声发大财”的低调传统背道而驰 。 蔡京、严嵩都以奸相名世 , 库中的银子多是搜刮民脂民膏 。
当然 , 这些人作为财神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是远远低于赵公明、关羽、比干、范蠡四位形象光辉的正财神 。 从总体上看 , 中国财神形象的道德色彩胜过财富色彩 。 也就是说 , 中国财神 , 并不是以有钱人为主 , 这是为什么呢?
关羽、比干不是有钱人 , 如何成为财神?
宋代文献始出现描绘“财门”、“财马”年画的记载 , 因此 , 学界一般认为财神信仰始于宋代 。 而宋代恰恰是一个商人地位和精神面貌发生巨大变化的一个朝代 。 余英时先生在《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指出 , 受中国新禅宗出世之学的影响和冲击 , 从唐代韩愈起 , 儒学便逐渐由章句、门第礼学 , 向人伦日用之学的转变 , 宋明儒学更是继承了这一点 。 禅宗讲“劈柴担水、无非妙道” , 儒家也开始讲 , 经商治生 , 无碍圣人之道 。 这就为商人地位的上升和儒生“弃儒就贾”扫清了思想障碍 。 而宋太宗“尽收天下之利权归于官” , 这一经济政策的变化间接凸显了商业活动的重要性 。 在这种背景下 , 商贾的社会地位不断上升 , 士人多有出于商门者 , 而豪杰才俊之士亦多有从商者 。 商贾阶层被赋予了“睦姻任恤”的色彩 , 承担起社会公益事业 。 商贾阶层被逐渐道德化 , 读书人也不再羞于进入商贾阶层 。 而读书人的进入 , 又进一步使得商贾阶层被道德化 。
在这种情况下 , 财神信仰也就成为了儒家道德理想与商贾阶层经商治生之间的一个连接点 , 财神自然而然具有了两重面相:代表了儒家道德的圣人面相 , 代表了世俗成功的富商面相 。 如余英时所言 , 当越来越多的文人“弃儒就贾” , 则越来越多的儒家价值观便被带入了商贾阶层 。 当这种价值观越来越强势 , “重义轻利”的儒家信念就会发挥作用 , 唯义之所在 , 财神有钱没钱 , 反而没那么重要 。 另外 , 当财神的形象越道德 , 也就越发加固了商贾阶层的道德自信:我们所信仰的神灵 , 与儒家的圣人没什么不同 。 如王献芝所言 , “士商异术而同志” , 经商治生之中 , 自然亦有圣人之学 。
因此 , 财神面相中圣人的一面最终压倒了富商的一面 , 石崇、蔡京、沈万三、严嵩等人作为财神鲜为人知 , 更具有神圣色彩或道德色彩的赵公明、关公、范蠡、比干却作为财神的正神而广为流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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