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嘉铨致仕后替父亲上书请封，为何会引发文字狱？( 二 ) _致仕

为了仔细甄别，英廉特意精选了通晓文义又查办过禁书，且认真谨慎的翰林数人，对尹家藏书详加察勘。要知道，“文字狱”这种事情，如果要牵强附会的仔细深究，又岂能找不出证据，经过半个月的仔细甄别，果然从中发现了130多处悖逆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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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嘉铨被押抵京城后，于三月二十八日开堂询问，前后被提审了多达十七次。尹嘉铨对于“文字狱”自然并不陌生，因此对于提到的罪名，不敢有任何抵赖，只能迂回辩解，希望能够减轻罪名。
例如，他在《尹氏家谱》中提到“宗庙”、“宗器”、“建庙”、“入庙”等字样，并称其母亲去世为“薨”，这显然是僭越。尹嘉铨便解释，自己这么写，只是因为古人的书上就是这么用的，自己没有细想就用了。
又如，英廉认为他在《近思录》中的“先生见直道难空，欲告归之南巡，不果”是公然诽谤。尹嘉铨解释“直道难容”只是指与抚台大人意见不合，不是诽谤时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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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嘉铨致仕后替父亲上书请封，为何会引发文字狱？】还有，乾隆曾对鳌拜、高士奇、徐乾学、鄂尔泰、张廷玉等予以罢斥，但尹嘉铨却将这些人列入了《名臣言行录》，英廉认为这是公然与皇帝作对。尹嘉铨解释说，自己只是一时糊涂才将他们一并列入。
再如，他的《多病徒传》中有“子欲为帝者师”等语句，英廉认为这是在以帝师自居，乃是狂妄之词。尹嘉铨解释说，自己用“帝者师”字样是因为《汉书·张良传》中有“学此则为帝者师矣”一句，自己只是混加援引，并非胆敢以此自居。
还有，尹嘉铨在《名臣言行录》中自称“古稀老人” ，而当时乾隆在自己70大寿时，曾御制诗一首，自称“古稀老人”，还特地制章一枚，尹嘉铨这乃是公然犯禁。此外，尹嘉铨在《朋党之说起》中提到“而文师之教衰，君亦安能独尊于上哉?”这句话与雍正的《朋党论》有悖，也被认为是公然与皇帝唱对台戏。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四月十七日，大学士三宝、英廉及涉及此案的各部、司人员向皇帝上疏，报告了尹嘉铨案的审理情况，并建议将尹嘉铨凌迟处死，家产全部充公，所著书籍全部销毁，家中男子十六岁以上者皆斩，余者发给功臣之家为奴。
乾隆看过奏折后，于同日下了一道长达千余字的上谕，历数尹嘉铨罪状，认为本应“凌迟处死，家属缘坐”，但为了表示皇帝的大度，最终决定“加恩免其凌迟之罪，改为处绞立决，其家属一并加恩，免其缘坐” 。
尹嘉铨恐怕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就为了争一口气，跑去替父亲请封，结果却将自己的命给搭了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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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二十日，乾隆帝又下旨，“尹嘉铨悖谬书籍既多，其原籍亲族戚友必有存留之本，著传谕袁守侗明切晓谕，令将其书籍板片悉行呈出，毋任隐匿，一并解京销毁”，并饬令各省封疆大吏，尤其是尹嘉铨原籍直隶和曾任职的山东、山西、甘肃等地督抚，要详细访查，“倘查办不实，致有隐漏，别经发觉，必将原办之该督抚等治罪。”
军机处按照乾隆的谕旨，将尹嘉铨的著作书目开列清单，抄送各地，各省的督抚则按单查缴。结果，在各地督抚的严格查抄下，不仅查抄出了大量尹嘉铨的书籍，就连军机处出书单上没有的不少书籍，也被查抄了出来。最后，各省督抚将缴到的尹氏文字封送北京集中处理，尹嘉铨自著的79种书籍全部被焚毁，而由其疏解或作序的书也用抽毁的办法将其文字剔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