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职|为什么清朝无法实现近代化？西方学者：农业压倒一切，精英不在城市( 二 ) 面试

从明代中期起，接受其他职业选择的现象开始日渐明显。
这些职业大都以某种方式与官宦有联系，这就使得对官宦价值的认可和对其生活方式的模仿不仅有可能，而且还受到鼓励。
随着其他职业的出现，惟做官是求的概念继续因为人们趋而效之而占据主导地位。

比如，地主的管家、药物学者、灌概技术人员在学得一技之长后，仍甘心为士子们效劳。
中国阶层开放的模式继续把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到最理想的仕途上，而日本和沙俄则相反，那里阶层封闭的制度使得精英地位变成大多数人不可企及的禁地，也把民众的兴趣疏通到五花八门的职业上去。
其他职业是作为一种慰藉而存在的，或者对于那些想在将来光耀门庭的人来说，是获得追求仕途所需财源的一种手段。
当官任期的短暂性促使那些最飞黄腾达的人也会考虑其他职业。
这些职业并不涉及专门化的职业训练，但相对于做官来说，还是缺乏吸引力的替代选择。

况且，各种固定性职业相互比较起来，人们似乎仍然乐于选择与文人地位相称的职业，例如充当教授经典的老师。
对某些人来说，其土地投资，贸易或经营当铺所获得的收入足以使他们无需再去追求职业，或者使他们自愿造福乡里，例如捐助公共工程等。
3、身怀技艺的人在外谋生，是否能够混出门道来，其依赖本乡人提携的程度是清代中国社会分层的一个突出的方面。有些县份素以输出具备特定技能的人才而著称，比如有才干的银行家或私人幕僚，而他们在外地又彼此联络乡谊，以确保来自故里的人有职位可谋。
商界的各种同乡组织在大城市的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籍贯的纽带在其他前现代社会中也起作用。然而，由于中国缺乏法人组织、职业团体和地位永存的城市精英集团，籍贯纽带的遵在重要性就越发不可忽视了。

4、也许正是由于古代中国这个社会阶层开放的性质，由于大量的人口增长和平等的继承习惯，土地所有权才没有高度集中起来。许多小地主出租零星的小块土地，但除了极少数例外，个人无从积置大规模的田产，或巩固其已占有的土地。
区域性和地方性的差异相当大：只是在极个别地区，一些家族的公产才占据了本乡土地的大半。
总的来看，小地主的广泛存在堵死了大地主进一步发家的可能性；古代中国早在宋代就清除了西方社会那样的大庄园，清代中国根本没有出现过西方社会那样的庄园意识。

清代中国零散的土地占有状况与欧洲贵族或农奴主的大庄园形成鲜明的对照。
5、由于小块土地占有方式的盛行，而且这种小块占有地又因传给子嗣或出售而进一步分割，所以在大多数地区，请雇工就不如自耕或出租来得划算。带有各种法律权利的租佃制，作为租用地主家庭无力自耕的那部分土地的一种形式，在清代中国占有主导地位。
租佃制连同小地主所有制形成了一种没有鲜明等级差别的乡村环境。
大量半自耕地主和半租佃农民的存在，使中国农村的阶级界线模糊起来，远没有我们经常在欧洲的地主与雇工或农奴之间所发现的界线那般泾渭分明。

比如《津门保甲图说》（一部有价值的地方图集和人口统计资料）关于1842年直隶省天津县的记载，对清代社会分层的分析提供了证据。
天津县地处大运河和由天津出海之河即海河的交叉口，在该县所属的16个地区中，资料上列为雇农的家庭所占的比例，幅度为6.3%~43.3% ，在3个地区中，这个比例为6.3%~16.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