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汝昌|赋性孤洁显书生本色——周汝昌与“周氏红学”( 二 ) |周汝昌|红学|曹雪芹

周汝昌将“佚诗”一事的来龙去脉自述得十分清楚，至于此后竟掀起“轩然大波” ，他本人始料未及。值得一提的是，如果“激将法”一说属实，的确令人不快。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周汝昌陆续出版了《范成大诗选》《杨万里选集》《白居易诗选》等选注本，应该说，他的诗学水平并不一般。至于周汝昌所言“渴望能见芹诗”并非虚话，曹雪芹新材料的发现是那个时代痴爱红学者的共同“渴望” 。正如刘梦溪所说：“近百年的红学，所以为人们所关注，保持着学科的生命力，与不断有新材料的发现有很大关系。 ”

本文图片

▲周汝昌手稿。（资料图片）
梁归智著《红楼风雨梦中人：红学泰斗周汝昌传》一书对“曹雪芹佚诗”评议道：“这一桩红坛公案，确是周汝昌一时孟浪之举，不过它既反映了周汝昌对有关曹雪芹的一切热望了解之心切，也表现出周汝昌有某种‘才子气’‘名士气’余风……当然，佚诗案的消极后果也很大。此后，周汝昌的反对者将一再抓住此事大做文章，并罔顾具体情境，而牵五挂四地对其他事情也作牵强附会的考证和揭秘。以‘伸张学术公义’为招牌，生拉硬扯，于无疑处造疑，企图把周汝昌妖魔化，以达到争夺‘红学正统’的目的。 ”梁归智认为“佚诗”只是“才子”“名士”的“一时孟浪之举” ，其消极影响则是有人刻意地“大做文章”试图“妖魔化”周汝昌，这显然是基于维护周汝昌的立场的一种解读。不过， “批周派”却并不买账，在他们看来， “佚诗”说到底就是“造假” 。有人借此呼吁：应该对周汝昌展开一场严肃的红学打假斗争。
沈治钧所著《红楼七宗案》，在《关于“曹雪芹佚诗”案》一章中揭示了《曹雪芹佚诗辨伪》的作者“陈方”应为陈迩冬和舒芜的化名这一“学术哑谜” ，同时高度赞扬了陈迩冬和舒芜在“曹雪芹佚诗”案中的独特贡献。作者指出：“周汝昌在‘文革’末期错过了最后一个澄清事实的最佳时机，《新证》所谓‘有拟补之者，去真远矣’依然在刻意隐瞒真相，故作神秘，从而形成了推波助澜之势，不啻扬汤止沸，纵风止燎。事实上，在此之后， ‘曹雪芹佚诗’案非但没有沉寂下来，反而涌起了一波凶险的惊涛骇浪……不管出于何种动机，《新证》录载假诗本身都已构成了性质相当严重的学术不端。 ”通观《关于“曹雪芹佚诗”案》一章的述评可见，作者是将“曹雪芹佚诗”案视为骇人听闻的重大学术、政治事件看待的，绝非梁归智所说的“孟浪之举” ，亦非周汝昌所谓“游戏笔墨”或“渴望能见芹诗”之说。由此亦可见，刘梦溪所说的“大家都松了一口气”只能是一种美好的愿望。
“曹雪芹佚诗”案已经过去40多年了，究竟该如何看待这一事件呢？乔福锦新近的看法值得关注：“数十年以来对于一个无势可依的老辈学人的非学术批判与群体性围攻，早已超出学术讨论范围……其实只要不带偏见，根本不需要过多讨论。拟补古诗是华夏固有之传统，据说何其芳先生也曾以拟古诗‘考’过同事。周先生拟补曹诗及传开的全过程，已有公开材料披露，其中并无不可告人的秘密。为排遣苦闷而拟补古人诗，是‘事件’起因。传给友人看，有斗气的意味，因为先生并不看真‘文革’中期发现的一系列假文物。后在吴恩裕先生鼓动下有发表欲望，目的亦为‘传诗’而非作假。正如胡文彬先生所讲，周先生所补佚诗，没有一句是为证明他个人的学术观点而写。即使为‘传诗’ ，周先生斟酌后觉得不妥，最后也主动撤稿。多年来，不管外界怎样探考，周先生强调佚诗为‘现代人拟补’的态度一直未曾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