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扶桑和日本是一个国家吗?( 三 ) _是一个

一篇是由韩国人写的“我的远祖与圃隐先生” ，写明天台山下的确有个新罗寺，并且与新罗人有关，这与石鳯寺重建碑记所描述的一致。
另一篇是居住在台湾的老家为天台山附近上元村人写的“日照教案与秦氏国宝” 。文中新罗寺和石鳯寺与前面的“石鳯寺重建碑记”是一致的。因此，天台悯寺、新罗寺、石鳯寺确有其事，沙门慧深确有其人，史料和遗迹俱在。
那么，天台悯寺之慧深是否就是《梁书》中之慧深呢?答案似乎是比较肯定的，主要依据如下：第一，从年代上讲，《梁书》中的慧深与天台悯寺之慧深的年谱一致。《梁书》中的慧深在齐永元元年(499年)来至荆州。此前的行踪有《高僧传》可提供一些信息(《高僧传》为梁朝僧人慧皎编撰，他与慧深几乎是同代人，因此记载比较可信) 。书中载宋文帝时，有一位高僧，法名慧基。他有好几个有名的弟子，如僧行、慧旭、道恢等人，其中特别提到：“沙门慧深，亦基之弟子。深与同学法洪并以戒素见重” 。《高僧传》还记载，慧基“以齐建武三年冬十一月卒于城傍寺，春秋八十有五” 。齐建武三年是496年，上溯八十五年，慧基的生年为公元411年，则是东晋安帝义熙七年。他“年满二十，度蔡州受戒”，这时应该是公元431年，即宋文帝元嘉八年。后来他“遍历三吴，讲宣经教，学徒至者千有余人”，这都是宋文帝在位期间，即公元431-452之间的事情。慧深无疑也是在这个期间在三吴之地成为慧基的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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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石鳯寺重建碑记”，沙门慧深在日照市天台山下见到饿殍，受点化而建天台悯寺的时间应该在北魏(386-557年)之间，更确切地说应该是在北魏太武帝的禁佛行动(444年)之前。而慧深“愤而出海”的时间为444年之后。
如此说来，在年代上看，《高士传》之慧深有可能就是《梁书》之慧深也就是天台悯寺之慧深。如果属实，慧深的行踪应该是这样：431年之后444年之前这段时间内在江南三吴之地成为慧基的学生，444年之前到日照天台山建天台悯寺，444年之后“愤而出海” 。考虑到北魏太武帝的灭佛行动不会立即殃及到比较偏远的日照地区(当时叫海曲县)，慧深的出海时间很有可能在450年之前，直至499年来到荆州，期间有近五十年的光阴，可能正是慧深远游海外之时。而罽宾国的比丘游行至扶桑国的时间是458年，比慧深稍晚。可见德·歧尼提出“慧深比哥伦布早1000多年发现美洲”的观点不虚。
但是仅凭这一条尚不能说上述三慧深是一人，因为中国僧人众多，重名的情况比比皆是，历史上巧合的事情也有。
第二，从地理上看，《梁书》中慧深应该是齐鲁一带僧人，日照属齐鲁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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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梁书》“扶桑国者，齐永元元年(499年) ，其国有沙门慧深来至荆州，说云”的解释有两种，一种认为“其国”为扶桑国，文法上讲得通。这样慧深就成为扶桑国人，非中国人。但这一说法与大量的事实相左。另一种解释是“其国”为“齐国”的谐音，暗指慧深为齐国人。深层的意思可能是梁以北魏为外族伪朝而不加以承认，所以《梁书》也不好提及北魏，只能含糊地以“其国”代之。
说慧深来自齐鲁之地，更重要的是因为慧深对“扶桑国”的命名说明他对中国古籍《山海经》等文献很熟悉。在《山海经》中，扶桑与汤谷的联系十分密切“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是古人祭祀太阳神的地方。而汤谷又与天台山有密切联系，“大荒之中有山曰天台(高)山，海水入焉。东南海之外，甘水之间，有羲和之国，有女子曰羲和，帝俊之妻，生十日，方浴日于甘渊” 。天台悯寺位于日照市天台山中，天台山主峰上有远古太阳神祭坛遗址，有扶桑山，被考古专家认为就是《山海经》中记载的汤谷。可见这一带应该是中国远古时期的“扶桑古国” 。这进一步说明《梁书》中慧深为齐鲁之人，乃天台悯寺之慧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