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竦在历史上是个怎样的人?历史上是什么样?( 三 ) _的人

随着战事的进展，宋廷决定任命夏竦为西北四路的最高指挥官，并委派韩琦与范仲淹作为夏竦的副手，一同前往。夏竦不同于锐意进取的部分武将以及大臣，夏竦认为应该主守来防备西夏，他还给宋仁宗上了《平边十策》，其中大多是建议边守边寻找机会的建议。而韩琦确认为应该先发制胜，结果在此后间接酿成了举世闻名的好水川之败。
在好水川之败后，大家没有把责任归咎于韩琦，而是指责夏竦的策略，认为他怯战，不愿意真正的去卖力。夏竦也承受不住舆论的压力，只得交出手中的权力，改判河中府。其实我们从大历史观来看，夏竦的这种策略其实在是正确的，这也被继续镇守在前线的范仲淹所沿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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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时候，当一个人被抹黑，身上有了污点，想要被真正的洗白几乎是不可能了。在此后的庆历三年，宋军因为鲁莽再次大败于定川寨，损失极为惨重。就连宋仁宗赵祯也忍不住感慨：“悔不用公言” 。
而后韩琦自陕西回朝，也“常言公(夏竦)所以制边之伏”，韩琦对夏竦的策略可谓是大加赞赏。综上而言，夏竦的战略是真正符合宋朝长久利益的，夏竦的“怯战”二字是不存在的。
可是夏竦还能被洗白吗?自夏竦离任后，朝中的大臣都认为他是奸贼，甚至想除之而后快，我们来看以下两个著名的例子：
仁宗本听取韩琦之言要复用夏竦为枢密使，可是此时的台谏官欧阳修等人却说：“夏竦在陕西，畏懦苟且，不肯尽力”
夏竦被贬毫州后上万字书自辩，翰林学士孙抃却说他只是贪图名利，想要真正的消除流言，就要做好自己。此前夏竦与孙抃并不认识。
夏竦自明道二年离开中枢以来，已经十年有余。但因为台谏官员的奏折以及各处的舆论，让他与枢密使一职再次失之交臂，况且这次夏竦已经来到了宫门口，宋仁宗让夏竦改任毫州的命令是迫不得已临时下达的。
毫不夸张地说，夏竦此时已经被钉在了“奸邪”这堵耻辱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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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庆历新政的失败难道是夏竦一人所致?随着夏竦被贬，韩琦、范仲淹、欧阳修等君子开始逐渐把握朝廷大权，至庆历三年八月底，随着范仲淹被任命为参知政事，当上了副宰相，朝中除了个别高岁数宰执外，范仲淹一行人已经基本上控制了朝廷重要的权力。庆历新政的施行看来是不可避免了。
随着范仲淹、欧阳修的掌权， “君子们”的影响力也愈来愈大。也许是喜不自胜，身在国子监直讲的石介写下了《庆历圣德赋》，他在文中不仅将夏竦的离去称之为“大奸之去”，还极力鼓吹范仲淹、韩琦、欧阳修等人，称他们回归中枢为“众贤之进” 。
直到庆历四年四月份，这种“君子”的舆论高潮达到了顶峰。原因是欧阳修写下了千古流传的《朋党论》。其中“君子以同代为朋，小人以同利为朋”更是试图将君子结党一事合法化、有理化。这在封建社会之中是最为忌惮的。其后更有范仲淹推举的官员说出：“醉卧北极遣帝扶，周公孔子趋为奴”的“反语” ，这场新政的成败已经可想而知。
庆历新政作为北宋第一次尝试的大规模变法，其出发点是好的，改变北宋中期冗官、冗兵等积弊的局面，这次新政的施行甚至可以说是皇帝赵祯主动要求的。为何最后失败了呢?庆历新政的失败原因有很多，夏竦作为既得利益者，又大肆打击新党成员比如说石介等人，这自然而然被认为是导致庆历新政失败的罪魁祸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