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怀｜他走了四年，妻子深情追忆……这大概是爱情最好的模样！( 二 ) |南开大学|历史系

泽华离开我后，我总觉得他一直还在我左右。夜里醒来，我会习惯性地翻身摸一下他的被子盖没盖好。清晨醒来，我会下意识地伸手去摸枕边的血压计，准备在起床前给他量血压……多少次摸空之后，我才意识到泽华真的不在了。六十年相濡以沫的老伴突然间阴阳阻隔，此情何堪！亲朋好友，甚至我自己都反复劝慰自己：一切要想开。但六十年的风雨同舟，哪能说走丢就走丢了呢。
相识相知相爱
1957年暑期后，我考上南开大学历史系。历史系这一年级共七十多人，分为三个班。新生中有党员二十多名，在第一次年级党支部会上，每人都做了简单的自我介绍，后由历史系党总支宣布了临时支部委员。我无意间抬头扫了一下周围人，发现有人在直愣愣地盯着我看，我扭过头，和坐在一起的转业军人孙大姐小声说：对面那人真是的！孙大姐抬头看了看，笑了。散会后，知道那人被指派为党支部宣传委员，一班的，名叫刘泽华。
我是三班团支部书记。在此后的年级学生活动中，与刘泽华常有工作上的交往，我对他的印象逐渐有了改变。他个性稳重、谈吐成熟，在男生中像个大哥哥。我也慢慢解除了对他的“警惕” 。
1958年夏天，校方号召过一个“共产主义假期” ，全部人员投入大炼钢铁、教育改革热潮中去。暑假之前，全校从文科各系一年级以上调干生中，抽调出一批人留校做政工工作，唯独泽华是留下来搞教学的。暑假期间，一天我到系总支办事，见到系资料室的门大开着，室内只有刘泽华一人在看书。他看见我，摆手叫我进去。我说干吗？他说要请我看电影。当天是周六，学校每个周末都在大操场东南角的“电影广场”放电影。我笑着揶揄他：“五分钱一张电影票，还说‘请’？”
电影散场后，我俩边聊边往隔壁的天津大学走去。天津大学不愧是工科院校，人家的“共产主义暑假”过得可比咱南开高出一筹，校园内到处灯火辉煌，厂房里火光四射。我俩看得很激动，在往回走到南开大操场时，他突然对我说：“我把我自己的情况向你介绍一下，好吗？”我一下子愣了。还没等我回过味儿来，人家已开口介绍起来，他的家庭出身、成员、上大学前做过什么工作等。最后还告诉我，他结过婚，是九岁时家里给包办的。他说那天他跑到水井边上，抱着井旁的大木桩子，大声哭喊着：谁要过来我就跳井！但“胳膊拧不过大腿” ，最后还是被挟持着“拜了天地”……我正奇怪他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时，他说：你回去好好想想，下周末，咱们还在这儿见面。
和他交这种朋友，我还真没有一点思想准备。回到宿舍，翻来覆去地想：他知道女孩子对有过“婚史”的比较敏感，却对自己的一切毫不掩瞒，和盘托出，至少说明这个人很诚实正派。说实话，我对他这桩少年“婚史”除了同情并无反感，只是对他那一身土气的外表有些接受不了。于是像往常一样，找我大姐和二哥拿个主意。大姐和二哥都是1949年以前在北平上大学的地下党员，后来成为参与接收北平城的入城干部，此前曾为我把过这类的关。二哥听了我的全面介绍之后说：这个人可以接触。他党龄比你长，你入党才两年，需要有个政治上比你成熟的人相处，多了解了解看看。大姐也说一个人最关键的是内在人品，不要只看外表。听他俩这么一说，我心里踏实许多。和泽华下一次见面，就成了我们一生风雨同舟的起点。
经过四年恋爱，我俩于1962年3月31日（周六）晚上，在一个青年教师们住的筒子楼内，举办了极简单的婚礼。我们年级热心的男同学们不知从哪儿找来两张单人床、两个书架，还从图书馆悄悄拿来两把木椅子，布置了“新房” 。我们又从市场上买到不要票证的十斤高价奶糖，系里的老先生们拿出自己省出的香烟票、花生票等，孙香兰老师不知从哪儿搞到些黄豆，自己炒熟送来招待来宾。我们年级调干同学还淘换到一套精致的茶具。特别令我们感动的是，由郑天挺先生牵头，全历史系正教授联名赠送我们一本精美的相册，经历了近六十年，这件象征着师辈爱心的礼物被我们珍藏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