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读的可不是等闲之书”( 三 ) |哥伦比亚大学|哲学|人文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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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虽然这辩论在我看来很奇怪，却也对我造成了刺激。有好几个月的时间，我生气甚至痛苦。我觉得好像被骗走了什么，而很快我便了解到原因何在。如果说有些参与论战者看来离那些书有十万八千里，那么我知道我自己也是如此。我读过，我忘记了，这种失落感就像是失去了一个渐渐消逝的老朋友一样。我充满了盼望与好奇。阅读这些书的实际经验是什么？从中有什么收获？有什么样的乐趣、愤怒、激动和苦痛？最重要的是，书里面有什么？它们如何使得女人、非裔美国人、激进学者们勃然大怒，又如何让保守派男性政客趾高气扬、志得意满？我们在谈的到底是什么？
我把自己搞得义愤填膺，而身为小说家和读者的凯瑟琳（简称凯西）虽然同意我的观点，却讨厌再看到我愤愤不平的样子。她坐在我们纽约公寓里的床上、客厅里、客厅窗旁的椅子上，一本接一本地读着书。她读书的时候膝上常常伏着一只猫，快乐地发出呼噜声；做主人的她全神贯注在书里，一连几小时撸着猫的头。我妻子太善良了，可能也太忙了，所以没有指出一件其实很明显的事：我已经不怎么读书了；或者可以说，我读的是新闻、公共事务书籍，还有一些文章。 “要是你对这件事这么生气的话， ”凯西终于说， “何不再去上一次哥伦比亚的课？”
这就是读者对非读者还以颜色：你何不停止抱怨，去读书？我的问题解决之道的确是近在咫尺，位于曼哈顿西侧的哥伦比亚大学离我的公寓只有两英里路。而那些课程选读的材料虽然稍有变动，但在概念上并没有太大的改变。
不管是在1961年还是在20世纪90年代，哥伦比亚大学都少有人称文学人文和当代文明为“经典”课程， “经典”这词让人想起皮面镶金的精装套书，还有那些势利眼的杂志和报纸上强力推销的广告。如人们所熟知，经典之作的书单常常染上消费主义和平庸品位的色彩，于是在这两门课程的设计和教学上尽力避免这样的效果。首先，选读的内容通常很难，尤其是对现代的学生而言。这是西方传统的一剂猛药，受到习俗的尊崇并且（校方坚称）有实质上的需要。这两门课程是人人必修的，其含义不言而喻：不管这些十八岁的学生将来从事什么行业，是出人头地还是默默无闻，都不能不先接受这番熏陶。课程中所涵盖的作者是“西方”文化构成的精华：他们的书最直接触及人性的本质。正是这些作品形成了大众的文化修养。
其次，这两门课不是由权威人士或专家来讲授的，而是由系里不同的人以小组的方式来教学。带领课堂讨论的可能是有数十年教此课经验的资深教授，也可能是四年级毕业生，想在写论文之余赚点外快，至于讲师则可能来自任何学科。主导文学人文课的是英文与比较文学系，但哲学、宗教、古典文学、法文、德文、意大利文、斯拉夫研究、中东语言及文化等科系的老师们也参与其中。当代文明课的讲师是历史学家，但也有政治学家、哲学家、古典文学家、经济学家、人类学家，并不时穿插社会学家或宗教历史学家。这些人通通都参与在左派学者嘲弄为西方文化的“叙事”之中。这两门课程的魅力，对一些人来说是它们的长处，便在于它们的通识而非专业化，让学生追求古老的理想、教学生修身。这些课程远离现今当红的“理论”“文本化” ，以及尖锐的种族、性别、阶级等学术议题，学生只是跳进来，读一堆伟大的书而已。以如今的学术标准来看，这些课程并不够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