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林|反思谢林——中国“非神话”吗( 五 ) |哲学|黑格尔

这样的情形，无论从历史上，还是在现实中，我们都司空见惯。但这只是一面，是王朝中国里的一面，表现出王权主义的特点；与之并行的，还有另一面，那不是在朝的一面，没有位居于“庙堂之高” ，而是在野的一面，自处于“江湖之远” 。这两面，一面“走仕途” ，一面“走江湖” ，均能共存于一人的人格中，并行于一朝的国运里。所以，我们看一个人，不但要看他“走仕途”的那一面，还要看他“走江湖”的另一面，同样，我们看一代王朝，也要从这两面来看，不但要看“走仕途”的在朝状况，还要看“走江湖”的在野状况，一个好的时代，要从朝野两方面来确认。
谢林指出的那一面，当然是指在朝的那一面，那一面的状况，用孔子的话来说，也到了“礼失求诸野”的时候，虽然在现实中，属于常态，但在理论上，则被认为是不正常——失礼， “礼失求诸野” ，文化在民间，于是，民间社会开始文艺复兴。
中国历史的进步，就是通过民间社会以一次又一次的文艺复兴运动反映出来的。当帝王自诩“马上得天下”时，便有人提醒他要“诗书治天下”；当古典之学被一代王朝现实化为“今文经学” ，民间社会便有“古文经学”兴起，与之抗衡；当儒家经学被政治化为帝王学的一部分，民间社会就会以“自由之思想”的道家玄学来替代；当一代文体被国朝化为体制型的时文，民间社会就通过文学复古运动，使之恢复自由的款式。
文艺复兴的动力，既来自中国文化内部，也有外来文化加入。
中国历史上，就有两大外来文化，深刻地影响并改变了中国。
一是来自西域的希腊化的印度佛教文化。印度佛教文化，与汉唐老庄思想相结合，从天山到天台山，深入参与了中国文艺复兴运动，形成了中国新佛教
一是来自科学传教的西洋的基督教文化。欧洲基督教文化，从利玛窦与徐光启到伟烈亚力与李善兰，从以陆王心学为《几何原本》奠基到民主与科学在新文化运动中确立，一场更为深刻的文艺复兴运动迄今未止。如果说佛学发展自汉至唐宋已历千年，使中国成为了世界佛学中心，那么西学东渐自晚明至今亦有四百来年，无论晚明中西会通，还是晚清中体西用，以及民国全盘西化，我们都可见民主与科学在中国的进展，未来也可期如佛学一般，使中国继成为世界工厂之后，在不久的将来，也成为世界科学中心。
我们如此期许，若据传统而言之，就会将它放到天命、天道、天理上去，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来确认其方式；若用现在话来说，那它就是必然的，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不但是中国人的人心所向，更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大势所趋。
可惜的是，谢林所见，未及于此，但他对中国历史的评价，与黑格尔迥异，他说：从纯粹历史的角度看，作为一个国家，中国似乎是一个历史的奇迹，在所有国家中，中国一直以最古老的帝国的样子，保持着独立，显示其不可动摇的国家意志。此话后面，他其实还应该加上一句，那就是：中国一直以最古老的五千年的文化中国的老底子活在这个世界上，以复古的姿态，活出了一个历史的奇迹。
（作者近著《文化的江山》1-7卷，中信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