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奶茶店有多闹热，传统茶馆就有多落寞( 三 ) |王笛

我国气候温暖且有充足的降水：高原、山地、丘陵均占有较大比重，这些都为茶叶的种植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条件。
四川、云南、贵州、江浙一带以及两广这些地区，不仅茶叶产量高，而且质量好，因此茶馆的分布也相当的多。
茶馆的攻击与捍卫者
整个20世纪上半叶，关于坐茶馆的争论十分激烈。一些人要求茶馆非取缔不可，一些人死死捍卫，这两股力量长期较量，而大部分的争论又是围绕成都的茶馆而起。
晚清到20世纪30年代初的时候，对茶馆的批评还只是在成都内部。
现代化和西化的精英对普通民众的这种悠哉悠哉的生活方式颇为怜悯，觉得整个早晨的时间，被花费干净了。
1924年，川军将士杨森占领成都时，扩建少成公园（今成都人民公园），当时那块区域已经好几家茶馆，杨森认为泡茶馆不是好习惯，他主张“尚武”和体育，认为天天泡茶馆，壮汉也会萎缩。
但是杨森没有取缔茶馆，只是在公园里修建了可供人们锻炼的跑道。这有点公平竞争的意思。
很明显失败了，鹤鸣茶社今天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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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抗战爆发后，大量外省人涌进成都，对茶馆及其文化的批评主要来自外省人了。觉得全国上下都处于危机之中，这时更应该把金钱和精力放在拯救民族上。
但实际上，不同阶层和群体对时间和金钱的看法是不一样的。对于那些每天辛苦劳作的劳工、小作坊工人、走街串巷的手艺人和公共场所的小商贩来说，茶铺是他们辛苦后难得的闲暇时光。这自然遭到当地人的强烈反弹。
他们反驳那些在茶馆浪费金钱和时间的指责，宣称茶在各种饮料中最为便宜。承认茶馆有诸多问题，但绝不赞同关闭的过激政策。
教育家舒新城在《蜀游心影》中这样为成都人的“悠闲”辩护：“所谓耗费金钱实在是很少的事。 ‘虚耗时间’几个字，在这里是很少有人道及的，你又何必替他们白着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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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一个名叫屈强的人在《新新新闻》上参与关于茶铺喝茶的论战时，非常鲜明地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一说茶馆非取缔不可，一说不取缔亦无不可。依我，两种都该打屁股二百。若问理由，前者有千千万万的茶客会告诉你；后者，犯“浪费唇舌”罪。我要喝茶的，我没有理由，你能把“饭”戒掉，我就能把“茶”戒掉。你要吃饭，我就要喝茶！
这言下之意，大概就是该不该在茶馆喝茶，是一件不用费口舌的事，只要人要吃饭，喝茶就不该被诟病。
甚至饭吃得可以快一点，喝茶不得坐上一天啊。
1937年秋天，华北被日军侵占，高校纷纷南下，相对于硝烟四起的京津地区，昆明作为抗战的后方相对安全，成为清华、北大、南开三校迁徙的最终选择，西南联大也因此建立起来。
据汪曾祺在《我在西南联大的日子》中的回忆，由于战乱和资金的短缺，学校的基础设施严重不足，新校舍条件极差，茶馆成了很多拮据的学子们最为理想的选择。
“每当华灯初上的时刻，挤不进图书馆或阅览室的学生便到大西门一带的茶馆里做功课，一坐即到深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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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的日常生活离不开茶，一次他到莫斯科开会，苏联人知道老舍爱喝茶，倒是特意给他预备了一个热水瓶。可是老舍刚沏好一杯茶，还没喝几口，一转身服务员就给倒掉了，惹得老舍先生神情激愤地说：“他不知道中国人喝茶是一天喝到晚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