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同|专访｜石一枫：我们这个时代的辩证法（上）( 二 ) 石一枫|胡同|专访|王朔|老舍

我虽然一直在北京生活，但从没住过胡同，都在部队大院或者大学的环境里。北京这边，胡同是东城区、西城区，传统意义上的二环路，最城市中心的那个地带，大院要再稍微往外一点，三环路四环路沿线，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还叫郊区，这些年变成了所谓的商业中心。正好我的单位《当代》杂志是在老城区，以前的主编杨新岚就住在东四的胡同里，走几分钟就能到单位上班。我是上班之后才开始对胡同这一片熟起来的，没事儿就老去胡同那瞎溜达、买东西、吃饭。溜达了一些年头，就觉得自个儿好像也能写这个情境里的事儿了。另外我还是想写一下老北京，就跟巴尔扎克写巴黎似的，希望在自个儿文学写作的拼图里，把北京这个城市拼得全一点，那肯定得写一个胡同里的北京。
澎湃新闻：北京太大了，小说里的食物也能帮人迅速“定位” 。像《漂洋过海来送你》里主人公吃的东西就和之前作品里的很不一样，糖油饼、烧饼夹肉、炒疙瘩，好像是胡同人“专属”的食物。
石一枫：对，后来北京人的生活习惯比较杂糅了，全国各地的习惯都有。只有住在胡同里的这些人依然保持着老北京的生活习惯。我们现在吃炒疙瘩还得去“护国寺小吃” ，今天都还是一个国营饭馆，特破，但就那有炒疙瘩。
澎湃新闻：你心目中的京味小说是什么样的？
石一枫：我觉得京味小说有两个标准。一个标准是有北京语言或者北京人的独特气息，比如北京人说话比较贫，有时候他说话不是为了说清一个意思，就是为了玩儿，为了享受语言的狂欢。其实只有在人口密度极高的地方，又是没什么正经事儿干的这帮人，才会把语言当玩具。你看人口密度很低的西北，西北人不会把语言当玩具，你想玩没人跟你玩呐。再看上海，人口密度高了，但人家忙着上班挣钱，人家有正经事儿干，只有中国的北方，尤其是北京人能把语言当玩具，然后天津人、东北人也有这个特点。再因为北京是首都，把语言变成玩具之后，出租车师傅都能跟你谈政治，好像什么事我都知道，世界大事都是我们家事，有这么一个感觉。
另外一个我觉得比较重要的标准，就是京味小说写的是发生在北京的事，但它折射的其实是这个时代整个中国社会的变化。北京历来是中国的首都或者文化中心，所以它所折射的变化更加剧烈。我觉得京味小说有一个传统，这个传统就是通过北京去写整个中国乃至世界的世道人心的变化，这个挺重要的。比如说老舍的《猫城记》是一个启蒙小说，写中国人为什么那么愚昧，《四世同堂》写的是救亡，其实老舍写的主题全都不是北京人那点风俗，他写的是这个国家在那个大时代的变化。然后王朔也是，他除了耍贫嘴，除了讽刺，除了挑战知识分子权威，他同时写的是改革开放初期，整个中国迅速从政治社会变成商业社会的那么一个时代变化。我觉得王朔特别大的一个贡献在于他写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社会转折，写得特别好。你看他的小说，典型人物就是一个部队大院的子弟，过去是当兵的，这种人本应该是国家干部的后代，就是预备国家干部，但他不去当干部，他在街上混，混完两年呢，他去南方当倒爷。这是典型的只有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才有的变化。所以京味小说有一种比较大的社会性的、时代性的眼界，从本质上说它还是以现实主义为主的一种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