篆刻|文彭“画隐” ，开启中国印章的华丽转身( 二 ) 书法|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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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二峰深处”牙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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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琴罢倚松玩鹤”石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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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隐
晚明篆刻家梁千秋评论此印为“刀文遒劲，古雅直逼两汉”，王福厂则评价为“此刻刀法古茂，为文氏遗物无疑” 。周应愿《印说》讲文彭“间篆印。兴到或手镌之，却多白文” 。文彭款落“壬戌春”，即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是年文彭65岁。王福厂提及陈继儒《妮古录》一书曾记载是印。陈继儒出生于1558年，仅比文彭小一甲子，他的记录应该是可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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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山草堂珍玩
文彭购得四筐石材后，他的好友谼中司马汪道昆“索其石满百去，半以属公，半浼公落墨，而使何主臣镌之” 。由此可知，汪氏有半百由文彭篆稿、何震镌刻的石章。文彭的身体力行作为标榜，加之汪道昆的大力宣扬，使“冻石之名，始见于世，艳传四方矣” 。这位谼中司马某日北上入都，吏部尚书对他说：“公索国博章累累，仆索一章不可得。”谼中回答：“邮者浮沉耳。公诚嗜国博章，何不调而北？”于是，文彭就被调至北监任职，这也是人称文彭“两京国博”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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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才不敢累明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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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尽交情好闭门
文彭自刻印章并不仅有白文印，也有朱文。周应愿说：“‘寿承’朱文印是其亲笔，不衫不履，自尔非常。”“寿承”小印空间灵动、质朴可爱，与“七十二峰深处”“琴罢倚松玩鹤”的规矩端庄已是完全不同的两种面目，而跟“画隐”白文印有相通之处。文人与印工，用刀手法、对待篆稿的态度和审美差异带来的印章风格的差异是显著的，这也是我们在古今谱录中得见文彭印作有时风貌迥异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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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承
这种差异无法跨越，不可弥补。明末大书画家董其昌对此深有感触，并极力主张书家要“书与刻兼擅其美”，主张印人落笔运刀相合。他在《古今印则序》中谈道：“金石之事，亦不复借手于人，非独书学为历代祖也。李北海碑所云刻石之伏灵芝、元省己，皆无是公之流，盖北海自为雕镌之。而米元章谓颜公书都自刻，今何寥寥也。”又在《印章法序》中说：“精于书法者，用笔如用刀；精于兵法者，用刀如用笔。篆刻则兼之，落笔运刀，合则两美，离则两伤。”董其昌的观点透露出明末文人对印章审美标准的进一步提升，即篆、刻分工制作的印章已经不被高级文人阶层所喜。
与董其昌大致同一时代的、被朱简列为“三桥派”的李流芳在《宝印斋印式序》里说：“余少年游戏此道，偕吾友文休竞相摹仿，往往相对，酒阑茶罢，刀笔之声扎扎不已，或得意叫啸，互相标目，前无古人。”这种酣畅淋漓的创作状态，使他得到了精神的愉悦，这是分工合作无法达到的。明代文人沈野也表达了用石章刻印时畅快的心情：“或曰：灯光、鱼冻固妙矣，而金玉银铜更自可爱，今足下独刻石，余一切罢去，何耶？余曰：金玉之类用力多而难成，石则用力少而易就。难成，则印未成而兴已尽；易就，则印已成而兴无穷。余亦聊寄其兴焉耳，岂真作印工耶？”在文人眼里，用石材刻印只是一种遣兴之举，但有“用力少而易就”“印已成而兴无穷”的天然优点，所以哪怕沈野认为“金玉银铜更自可爱”，还是“余一切罢去”而独刻石。可见叶蜡石之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