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闻|雷闻:金石文献与中国道教史研究( 二 )


讲座第三部分 , 则通过研究实例展现新出土墓志对中国道教史研究的价值 。 首先 , 雷教授指出 , 新见碑志可丰富一些此前资料匮乏的高道生平 , 并纠正之前文献中的错误记载 , 其一是茅山宗师王远知的家族谱系 。 《新唐书》中有关王远知的记述甚少 , 之后出土的王远知后人墓志 , 丰富了其整个家族的信息 , 还原了他们的家族谱系 , 进而可以证实《新唐书·王远知传》的错误记载 。 其二是新出《景龙观威仪田僓墓志》(2019) 。 《旧唐书》有唐玄宗为掩人耳目而使杨玉环着道服的记载 , 虽然迄今未知杨玉环成为道士的具体过程 , 而贵妃之师田僓墓志则提供了新的线索 。 他曾给杨贵妃授三皇箓 , 所谓“箓”可以理解为道士的“职称” , 不同等级“箓”能掌握的鬼神不同 , 三皇箓在四个法位阶梯中排第二位 , 可见杨贵妃是正式受箓的女道士 。 不仅如此 , 佛典曾载唐初因《三皇经》涉嫌谋逆而被禁毁 , 但从盛唐时张万福还能详载《三皇经》内容 , 而田僓也还能给杨贵妃传授三皇箓的史实来看 , 佛典的记载不无夸大之处 。 由此或可推知 , 盛唐时期《三皇经》依然拥有重要地位 , 曾经禁毁也许力度不大 , 时间不长 , 三皇箓在道教阶梯中依然占有重要的位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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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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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 , 雷教授进一步讲述新出土墓志对于宫观研究的价值 。 与佛寺研究相比 , 小野胜年曾写出煌煌数卷唐代长安佛寺研究著作 , 而唐代道观研究则略显孱弱 。 雷教授简略介绍了自己利用新出道士墓志对唐代两京龙兴观、开元观、洛阳大弘道观、大圣真观等重要宫观进行研究的成果 。
此外 , 雷教授还指出新出道教墓志对于唐代政治史研究的重要作用 。 如天宝八载(749)的《唐故淑妃玉真观女道士杨尊师(真一)墓志铭》 , 开头即称因其叔父犯下大罪而举家被贬 , 后因她受到拔擢 , 全家得以赦免 。 雷教授指出 , 此处所言犯下大罪的叔父 , 即《旧唐书》所载杨均 , 他曾是中宗韦后的面首 , 涉嫌毒害中宗而被玄宗处死 。 那么 , 罪臣侄女何以成为玄宗嫔妃?雷教授认为 , 这牵涉到当时玄宗与睿宗及太平公主之间的斗争 。 《旧唐书》曾载太平公主“尤忌东宫” , 因此在李隆基身边安插眼线 , 于是东宫中“事无大小”太平公主都能获悉 。 在开元二年(714)八月十日的诏书中 , 李隆基曾言“太平公主取人入宫 , 朕已事虽顺从 , 未能拒抑” 。 这说明淑妃很有可能是因太平公主的意志而被安排到李隆基身边 。 而李隆基系一代英主 , 一旦权力稳固 , 即悉数扫除太平公主势力 。 从这些传统史料所反映的信息出发 , 即可以理解墓志中所言淑妃“悟贵宠之难极 , 恐倾夺之生衅 , 乃栖心服道” 。 此外 , 墓志显示 , 贵为淑妃的杨真一在入道以后与皇室没有任何往来 , 其兄弟的仕途也没有得到关照 , 她在死后也没有任何追赠或葬事官给 。 雷教授认为 , 只有关照杨真一入宫和入道的真正背景 , 才有可能理解这方墓志的背后隐情 , 她是被玄宗以“入道”这样一种较为体面的方式休弃了 。
在讲座的第四部分 , 雷教授重点分析了史料相对丰富的麻姑山邓氏 。 邓氏是横跨盛唐至中晚唐的道教世家 , 邓紫阳和邓延康的墓志可以丰富这个家族的重要信息 。 麻姑山位于今江西抚州南城县 , 早在邓氏崛起前 , 此地已被司马承祯纳入三十六小洞天和七十二福地之中(《天地宫府图》) 。 麻姑山邓氏始祖系邓紫阳 , 事迹见于李邕所撰之《唐东京福唐观邓天师碣》 , 原碑已轶 , 原文收录于《全唐文》 。 雷教授指出 , 此碣在晚唐得到重建 , 或与紫阳后裔邓延康直接相关 。 据《邓天师碣》可知:开元二十三年(735) , 玄宗下令征召著名方士 , 邓紫阳趁机应召 。 后因其出使有功 , 被敕度于东都大福唐观 。 自此 , 邓紫阳从一个山野方士成为一名官方道士 , 这对麻姑山邓氏的发展意义重大 。 (一)原本自称是麻姑山灵迹的不止江西邓氏一脉 , 四川等地也有此类灵迹 。 因邓紫阳得到官方认可 , 江西麻姑山的正统地位得以确立 。 (二)其弟邓思明被度为道士 , 表明这个以邓氏为中心的麻姑山道团得到国家认可 。 (三)能请李邕撰写碣文的家族一定具有相当的财力和名望 , 这也从侧面显示当时邓氏已经具有雄厚的实力 。 只有当邓紫阳走下麻姑山 , 登上两京的舞台 , 才是麻姑山真正进入朝廷与知识圈的视野之时 。 其后 , 继承邓紫阳衣钵的是麻姑山邓氏第二代传人邓德诚和紫阳徒弟谭仙岩 。 虽然《麻姑山志》载邓德诚曾作法破石堡 , 不过他在当时的影响相当有限 , 元和七年(813)李吉甫所撰《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十八“抚州”条下对麻姑山邓氏只字未提 , 颜真卿的《麻姑仙坛记》中对他也只是一笔带过 。 相比之下 , 邓紫阳的徒弟谭仙岩则更加活跃 , 其记载见于《魏夫人仙坛碑》 。 到第三代邓延康 , 邓氏家族的发展日臻鼎盛 。 其《墓志》记载 , “神都威仪与名德半出于门下 , 法教之盛 , 近未有也” 。 如故相元稹、李逢吉、段文昌等都曾接受他的授箓 。 许多名流士大夫、皇室都与他有关系 。 而新出土道士墓志如《郭元德墓志》《王虚明墓铭》等都表明他们曾接受邓延康的授箓 。 邓延康很注重整理其家族曾经获得殊荣的记忆 , 并以此构建家族神圣谱系 。 元和九年(814) , 因邓延康的推动 , 邓紫阳石碣重新被树立在麻姑山 。 邓延康墓志记载 , 他曾经撰写《家纪》 。 在他的努力下 , 麻姑山邓氏在晚唐重获尊崇的地位 。 值得注意的是 , 只有当邓紫阳、邓延康登上两京的舞台时 , 他们的名望才能更加兴隆 。 因为二者的墓志的志题都特别强调他们来自两京的道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