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文学|当我们对战争难以启齿时,正是儿童文学作品承担了打破无知的责任( 四 )


同时 , 鲍瑟王通过描写爱丽丝家人对她造成的爱的伤害——用一个精心编造的系统来“保护”她 , 对身边的亲人消失的原因三缄其口 , 让她无从了解纳粹主义的残酷现实 , 导致爱丽丝几乎完全丧失自我认同——展现出她坚持认为儿童对历史和社会中曾发生的黑暗真相有知情权的态度 。 这也是鲍瑟王认为与大屠杀有关的儿童及青少年文学作品的意义所在 。
儿童文学|当我们对战争难以启齿时,正是儿童文学作品承担了打破无知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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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本《铁丝网上的小花》插图 。
在无法想象的邪恶面前 , 同样无知的成年人
如果说儿童的懵懂是可以理解的 , 这两部作品则都展现出 , 在现实中 , 对即将到来的迫害一无所知的不仅是儿童 , 还有成年人——而成年人的无知才是最致命的 。
在《弗里德里希》中 , “我”的德国父亲加入了纳粹党 , 然后向弗里德里希的父亲施耐德先生透露了他从正在进行的会议中了解到的对犹太人实施种族灭绝行动的计划 , 用几乎无可辩驳的语气要求施耐德先和他的家人离开德国:“想想你的家人 , 施耐德先生 , 离开吧!”当施耐德先生表现出拒绝这个建议的倾向 , 他立刻试图进一步告知他犹太人在这片土地上即将迎来的悲惨未来 , 打断施耐德先生并质问他: “一切迹象都表明 , 能早走一天是一天 , 施耐德先生 , 你为什么不能把握住这一点呢?”然而 , 施耐德先生一次又一次地无视邻居的警告 , 坚持说: “我们的自由可能会被削减 , 我们可能会受到不公平的对待 , 但至少我们不必担心人们会无情地杀害我们......你设想的情况不可能发生 , 在二十世纪不可能!”
施耐德先生不仅对作为犹太人生活在德国的悲剧未来一无所知 , 甚至似乎有意选择保持这种无知 , 坚持他不合理的乐观信念 , 履行他心中作为德国人留在德国的道德义务 。 不幸的是 , 他的邻居的“设想”成为事实 , 正是施耐德先生的选择使这个家庭走向了灾难 。 施耐德先生的最后一句话是对自己的无知的反思 。 他在被抓时试图对他的邻居说:“你是对的 , 先生……” , 但他的话被纳粹士兵的拳头打断了 。
犹太人父亲的无知被指责 , 而“我”的纳粹党父亲几乎被描绘成一个为了保护邻居而冒巨大风险的英雄 。 当他的建议没有被采纳 , 作者似乎在暗示犹太人自己在某种程度上对他们的命运负责 。 正如海格·博斯马金所总结的那样 , “里希特希望年轻的德国读者认为纳粹时期的父母和祖父母一代是在纳粹主义之下无能为力的‘好人’” 。 里希特试图在文本中进行的纳粹与假纳粹 , 纳粹与德国人的区分 , 也反应在了对成年人的“无知”的利用中 。
与施耐德先生和他的固执不同 , 《最后的旅程》中的成年人似乎对作为犹太人的生活状况有一定程度上更现实的理解 。 爱丽丝的祖父母一直在为被发现并送往集中营做准备 , 他们在行李箱上写上名字的首字母 , 每天晚上做一壶咖啡放进保温杯 。 然而 , 行李箱上的标记本身揭示了他们对集中营的生活知之甚少 。 随着旅程的进行 , 成人与儿童统一的无知逐渐暴露出来——没人知道目的地在哪里 , 什么时候能得到水的供应 , 以及营地里会发生什么 , 火车上的所有乘客都被迫忍受未知的恐惧 。
正如佐哈尔·沙维特所注意到的 , 鲍瑟王反复提醒读者注意叙事中无处不在的不确定性 , 以及其视角和知识的局限性 。 当爱丽丝从无知中觉醒 , 开始指责她的家庭成员一直在对她撒谎时 , 成年角色反过来反思自己曾理解的所谓的现实 , 认识到“现实”也是建立在纳粹的谎言之上的 。 车厢里的布卢姆先生说:“如果人们知道什么是谎言 , 什么是真相 , 就好了 。 ”“谁知道我们现在认为是真实的东西是否是真相呢?” 。 鲍瑟王认为 , 成年人对真实情况的无知包含的不只是像施耐德先生那样的不切实际的希望 , 也有对未知未来的无限恐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