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炳罡｜回到泰州：开出民间儒学的新路( 二 ) |唐东辉|颜山农|罗汝芳|颜炳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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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书紧紧抓住泰州学派“觉民行道”这一文化特征与思想主旨，指出“百姓日用即道”是泰州学派“觉民行道”的理论基石， “大成师”是泰州学派“觉民行道”的先觉者， “孝弟慈”是泰州学派“觉民行道”的“实落处” ， “乐学”是泰州学派“觉民行道”的保障，而榜门讲学、周流讲学、书院讲学和讲会讲学是泰州学派由士大夫之学向百姓之学转变的重要方式与路径。我个人认为，这些探讨是有意义的，分析是中肯的，理论言说在逻辑上是自洽的。
该书对泰州学派的实践品格反复三致意焉，指出泰州学派在儒学由庙堂转向民间，由精英转向大众，由士大夫之学转向百姓之学的过程中，促进了儒学的社会化进程。以“出则必为帝者师，处则必为天下万世师”的狂者胸襟，以先知先觉师道自任的历史担当，实现了儒学由学界、官界的外溢，广泛地浸润到社会各个阶层——士农工商、三教九流，由此开启了儒学民间化、大众化、草根化的进程。王艮死后，以王襞、韩贞、王栋、颜钧、何心隐、罗汝芳等为代表的泰州后学，或建堂立宗，或周流讲学，或书院讲会……各种儒学下沉的社会实践形态不断出现，为后人树立了典范。 “四众俱集，虽衙门书手，街上卖钱、卖酒、脚子之徒，皆与席听讲，乡之耆旧率子弟雅观云集”（邓豁渠《南询录》），这是何等气象！韩贞“毅然以倡道化俗为任，无问工、贾、佣、隶，咸从之游，随机因质诱诲之，化而善良者以千数”（《颜钧集》），这是何等担当！实践，让儒学在民众心中存活，让圣贤的教诲在百姓人伦日常中安家，是泰州后学的重要品格，也是其价值所在。当泰州后学的讲学热情被充分激活后，泰州之学风行天下也就势有必至了。该书利用大量的文献史料对泰州学派的讲学活动进行了较为详尽的分析、勾画，为我们创造了身临其境的感觉，十分可读，也非常耐读。
该书写作不是为理论而理论，也不是为研究而研究，而是为总结泰州学派发展的历史教训和成功经验，以服务于当代民间儒学的发展。东辉博士从泰州学人的德性修养、人格特质、时代风尚、政治生态以及与官府关系等方面，恳切地点出泰州学派民间讲学的足与不足，为儒学在当代民间的开展既提供了成功案例，又指出他们的失误之处，为后人指出了前车之鉴。我个人认为，这部论著也许还存在着我们还没有发现的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但总体上讲，它是一部成功的博士论文和有自己见解的学术论著，在21世纪20年代面世，既有历史意义，更有现代价值。
“阳明先生之学，有泰州、龙溪而风行天下，亦因泰州、龙溪而渐失其传” ， “泰州之后，其人多能以赤手搏龙蛇，传至颜山农、何心隐一派，遂复非名教之所能羁络矣。 ”（《明儒学案》）黄宗羲对泰州学派尤其是对颜山农、何心隐的评价影响学术界数百年，为后世反复引证，已成为经典性断语。但近世以来，这一断语也遭遇到学术界的质疑。 “多能以赤手搏龙蛇” ，显示出泰州学人的豪杰气、汉子气，而“复非名教之所能羁络”则说他们荡出了名教范围，不受名教束缚，当然难以成圣成贤。如果前者以“侠”字表述其气象，后者以“圣”字表明他们在黄氏的眼里不以圣贤为期，似乎在颜山农、罗近溪那里，侠与圣已判为两途，难以兼容。当“江湖大侠”“游侠”“狂侠”等似乎成了颜山农一系的标签之时，圣贤的期许只能是他们个人的主观构想。侠圣之间果真无法兼容吗？我们认为并非如此。一个连豪杰都不愿为、不能为、不屑为的人，如何成圣成贤？在吾人看来，侠与圣之间不完全是矛盾的和对立的，二者之间有内在的一致性。事实上，圣贤必然是豪杰，但豪杰未必是圣贤，没有不豪杰的圣贤，却有不圣贤的豪杰。孔子、颜子、孟子，哪个圣贤不是豪杰？哪位圣贤没有侠义气概？侠而圣，圣而侠，这是泰州后学的真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