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义|王寅丽评《政治与爱的秩序》｜一种奥古斯丁式的公民自由主义( 二 ) 霍尔德·尼布尔|主义|秩序|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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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古斯丁
人们对奥古斯丁政治思想的解释主要依赖《上帝之城》十九卷中的权威论述。奥古斯丁在此提出了著名的两城观念，基于神学的理由，他指出世俗的政治国家不可能有“真正的正义” ，只能建立有限和短暂的“和平” 。他肯定了人们寻求社会正义秩序的需要和责任，但并不鼓励更具抱负的政治实践，不希冀建立一个更加正义、更加平等、更加仁爱的完美社会。在现实主义者眼中，他主张此世的正义仅是对罪的救赎，而非对美德的完善。他也暗示了成为好公民和好人之间的张力和断裂，对于现代的奥古斯丁主义者来说，他的观点为“政教分立”的主张提供了支持。因此虽然可以想象，中世纪的读者对此书会有完全不同的读法，但在现代自由主义诞生的过程中，这种怀疑的、消极的政治观影响了自由主义的先驱霍布斯和休谟，特别体现在他们对宗教狂热的恐惧和追求宗教宽容的努力中。到了二十世纪，极权统治加剧了人们对完美政治的反感，二战后的罗尔斯自由主义以正义为核心，对政治道德做了更中立性的解读，更加关注相互尊重和政治稳定。格雷戈里教授在书中指出，朱迪丝·施克莱（Judith Shklar）提出的“恐惧的自由主义” ，即是这类政治范式的一个例子。施克莱的自由主义，反对政治对“至善”的追求，以“至恶” ，即对残忍邪恶的恐惧为基础。这种自由主义渴求的是免于恐惧的自由，施克莱和许多奥古斯丁主义者一样，认为自由主义“更像是一种让人生存下去的秘诀，而非一项能实现人之完善的工程” （24页）。但格雷戈里教授的这本书，显然有着更大的抱负，他试图通过对奥古斯丁式解读的重构，来回应上世纪末以来社群主义对消极自由主义的批评，和本世纪以来，西方的自由民主宪政越来越受到“政教分离”的安全框架束缚的问题。格雷戈里在本书中的目标，是重构一种奥古斯丁式的公民自由主义：“我的奥古斯丁主义公民德行一般相当于温和形式的自由主义至善论，它对认为人类繁荣有内在价值的伦理学进行了解读。从政治的角度看，这些理论有利于社会趋向善的实践，能够促进人类的繁荣，并且能偶抑制危害其繁荣的行为。它们不会被看似诉求于程序中立的原则所左右，那些看似中立性的原则尽管具有社会性，却对社会福利的结果完全不感兴趣。 ” （11页）与自由主义者一样，奥古斯丁式的公民自由主义者承认自治和自我尊重的价值，承认政治之善对于个人而言的工具属性，但他们也打算立足自身的宗教传统，允许关于人类繁荣的理想概念进入到公共领域中，与多样的社群一起推进追求权利、利益和公民的各种真实需要的共同目标，因为“这些概念塑造了对公共决策实践性的思考，和对自由正义的效果的规范性评价” （13页）。
格雷戈里教授与当代自由主义政治光谱上的众多思想家进行广泛对话的武器，是他对奥古斯丁的爱与罪的道德心理学的辩证解读。奥古斯丁式自由主义者往往以奥氏对罪的论述作为他们对自由主义辩护的理由，他们担心在政治语境下过多谈论爱，会唤起危险的道德主义和情感主义幽灵。自由主义者担心，将爱（关怀、团结、同情）视为民主公民的政治德行，会造成过度鼓吹政治责任和道德义务的危险，诱使政治强制施行道德的善。再者，正义是“无偏私”的，是克服了“偏私”之爱的成果，在人际关系、私人家庭领域需要爱，但是政治的公共领域却要求冷静客观地进行理性审议和判断。对自由主义将爱与正义对立的假设的批评，让格雷戈里教授找到一个很好地将奥古斯丁政治伦理加入与当代女性主义的关怀伦理学对话的方式。女性主义伦理学家，如卡罗尔·吉列根（Carol Gilligan）和琼·特朗托（Joan Tronto）都批评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将爱视为一种“私人化”的情感，而非可公共化的德性，将关爱限于私人领域而排除在公共生活之外。同时，格雷戈里认为奥古斯丁的爱的概念对女性主义伦理而言可能更具吸引力，因为它没有赋予爱以自我牺牲的特权，并警惕以“隐私”之名将爱的关系扭曲为权力操纵的关系。他相信将爱提升为一种公民德行，是与女性主义思想家发展出的“关怀伦理”一致的，他的论证也显示了当代基督教社会伦理学正视女性主义挑战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