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阿多诺是如何批判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的？( 三 ) 阿多诺|时间|幻想|批判|思想

对上述本真性行话不遗余力进行“祛魅”的阿多诺，认为海德格尔渲染的此在通过“向死而在”获得本真的生存领会进而做出本真选择最终“给自身以自由”的一整套话术，一方面将人之生存（与死亡）的现实性全部抽离，另一方面将现实的人面对死亡时的无力感与畏惧感超验化为人的生存特质， “正如这种行话所说，痛苦、灾祸和死亡都是应该被接受的” 。讽刺的是，在生存论、存在论哲学中勇敢“向死”的此在，却“毫无能力对抗人被贬低为功能集合这个事实” 。
在阿多诺看来，以海德格尔生存论、存在论为代表的现代德国意识形态，实质上是在进行一种“去社会化”的思考。
“存在从一个抽象的概念变成了一个绝对先行的概念，而不是刚刚被设定的概念，因为海德格尔展示一个存在者并称之为此在，这个此在据说同时又不仅仅是存在者，还是这个存在者的纯粹条件，但又不损失个体化过程（Individuation）中的什么东西，如肥胖、身体性等。 …… 包裹在主体同一性中的社会关系，被去社会化为自在（An sich）。绝无可能再信赖任何固定财产的个人，在其最极端的抽象性上紧紧攫住自身，就像攫住最后仅存的、其臆想为不可失去的东西。形而上学结束于这种悲惨的安慰之中：人们还继续存在，继续是他们之所是。因为人们根本就不再是他们之所是了，在社会的意义上不是，在生物学的意义上也不曾是，所以他们就用自身等同性的空洞残余来补偿自身，以作为存在和意义的醒目标志。 ”
——阿多诺，《本真性的行话》，谢永康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
奥斯维辛焚化炉中的囚犯，因为被迫放弃自身的生命而丧失掉任何存在的意义，而幸存者们则只能依照编号来证明自己曾经在集中营存在过，海德格尔所提供的“悲惨的安慰”（“我”因“我”的向死而在而成为本真的“自己”）充其量只能让人沉湎于“最极端的抽象性”的幻想之中，然而终究敌不过一缕青烟或者一个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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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问题的“过度抽象”
无独有偶，奥地利哲人、奥斯维辛幸存者让·埃默里在《变老的哲学：反抗与放弃》中也对类似“死亡面前人人平等”这种抽象的形式化原则进行了有力的反驳：
一个贫穷的可怜鬼独自在医院里死去，得不到冷漠的护士的重视，和一个富人在高等病房里离去，是截然不同的:对于后者而言，桌子上有鲜花，医生们为履行高薪职位的义务而亲切问候、体贴入微，亲属们时常来探望，这些也许都帮不了他，但却能让一些没有痛苦的时刻更平缓地度过。在将死的日子里还有好生活，正是这种好生活将他的生活和穷人苦难的生活如此赤裸裸地区分开来。
人们必定会一再说，我们在死亡面前是平等的——这话说来跟没说一样,或者说，它将平等的要求排挤进可耻的、不具约束性的形而上学领域——我们在死去时却不平等。
——参考《变老的哲学》中文版第155页，杨小刚译，鹭江出版社2018年版。
显然， “在死亡面前的平等”只是形而上学思辨意义上的形式平等，实际上，此处的“死亡”和“平等”一样，都只是一种空洞的抽象概念；由于它不具有任何历史与现实的“约束性” ，因而对它的宣扬是“可耻的” 。与此相反， “在死去时”的每一个个体所面对的社会、家庭、个体情境则是复杂多样且无法整齐划一的。在笔者看来，埃默里对于“在死亡面前”和“在死去时”的区分，也适用于阿多诺对海德格尔生存论、存在论的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