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用|刘柠︱《藏书票之话》的话( 四 ) 初版本|范用|圣经|日本|中文版

不料，吴先生从黄俊东处借来的书，却在回家的路上落在了计程车上， “为了此事我一直耿耿于怀，终于在1997年初买到一部相同版本，并于6月中旬还给书主” 。后吴先生对我说，他其实一下子购入两本，一本还给书主，一本自己留用。陈子善先生说黄俊东所藏是“初版本” ，似有误，应以吴先生自己的话为准，即“背革装”（真皮书脊）的“修订版” ，与他自己手中的那本一样，无编号。
这基本就是这本“圣经”自出版后，到九十年代末为止大约七十年间，在华语文化圈大致的接受情况。从见诸出版物和媒体的资料来看，从二周到黄俊东、吴兴文，所藏均为“修订版” ，只有叶灵凤、范用保有初版本，且为同一本书。那么问题来了：《藏书票之话》究竟是怎样的一部书，初版本与修订版到底有哪些不同呢？在初版本的自序中，斋藤昌三写道：
《藏书票之话》这本书的出版反复被提及，却总是空喊口号未有进展，前前后后已有五个年头。当然原因也是多方面的，我也早有难以求全的思想准备。温顾书房的坂本负责出版事宜，去年（1928）春天完成了大部分排版，只待印刷，最终却因市场关系再度搁置。惭愧的是，速递过来的德富苏峰先生的题字、小岛乌水及斯塔尔的序文都搁置了一年半有余。后来又出现了令人困扰的藏票原图遗失、印刷样本模糊的问题。煞费苦心的出版构想，包括许多迄今未能介绍到日本的珍贵文献。有幸的是去年年末梅原先生热心地表示关切。我看他对出版工作有热情且充满敬意，索性就将这个选题全部交给了他。
文字不长，透露的信息却相当浓密。首先我们知道，该出版计划早在初版刊行的五年前（1924）便已开始运作，可谓命途多舛。文中提到两位出版家——坂本和梅原，牵出了一段现代出版史上的逸话。但中文版序文中的一处漏译，对了解出版背景多少有些影响。原文是说：起初，温故书店的坂本“抱着亏本的打算”接受了出版事宜，可最后还是撂了挑子。这个出版项目有多冒险，可想而知。坂本即温故书屋的老板坂本笃，是《文艺市场》杂志的主要发行商，而当初说服坂本承担这个任务的，不是别人，正是斋藤。《文艺市场》是一份传奇的文艺杂志，大正十四年（1925），由怪咖出版家梅原北明创刊，素以选题猛、料足、尺度大而著称，销售虽然差强人意，却屡遭“发禁”（发行禁止）处分，前途堪忧。北明本人早就上了当局出版审查的黑名单，被打上“猥本出版狂”的标签，经济处罚不在话下，且动辄招致缧绁之祸，有时不得不躲到“东亚最自由的城市”上海去，在魔都的租界，利用治外法权的庇护，大胆从事“知识生产” ，再把印好的成书走私回日本，颇受东洋内地秘本爱好者的尊崇，被称为“我们的梅原” 。斋藤作为核心作者之一，当然希望刊物能存续下去，遂向梅原力荐坂本这个“最靠谱的发行商” ，顺带着把自个的“私货”——藏书票选题塞给了坂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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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猥本出版狂”梅原北明（1901—1946），摄于1934年8月6日
不过，客观地说，坂本撂挑子也在情理之中。斋藤和丰仲清主持的日本藏票会，六年间办过五次藏书票展，最好的业绩是1923年于上野池之端蒹葭堂举办的第二回展会，入会者九十三名，出品一百零六幅。旋即遭遇关东大地震，其后便每况愈下，会员数始终不过百。作为出版商，坂本担心《藏书票之话》没市场，是再自然不过的事。加上《文艺市场》杂志连遭发禁，出版人梅原也不得不逃往上海。昭和二年（1927）9月，北明在编完《文艺市场》九、十月号合刊后，随刊物给全体会员读者寄了一纸“编辑部迁移通知” ，落款由北明与刊物同人佐藤红霞、酒井洁三人联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