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之琳$《西南联大现代诗钞》：一本书，一所名校，一个诗派( 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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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选诗歌体现编者偏好
只是，“现代诗”一词有不同含义：“现代的诗”，“现代体诗”，“现代派诗”。《诗钞》的编者显然理解为后一种。这并不奇怪。杜运燮推崇卞之琳的现代诗，受奥登的影响较大，偏重现代派诗歌，他的“朋友圈”中西南联大现代派诗人为多，他编“诗钞”自然现代派诗为主体。张同道推崇现代派，在当时现代主义占诗坛主潮的风气下，必然会对西南联大诗歌作现代主义解读。这样，他俩编的《诗钞》现代派诗为多。客观上讲，在西南联大，现代派诗风较为强劲，诗歌成就也最高。这就决定《诗钞》是一本以现代派为特色的诗集。
可是解读为“现代体诗”就不同了。在西南联大，除了现代诗外，还有数量不少的古体诗。陈寅恪、吴宓、刘文典等的古体诗在师生中流传，朱自清、杨振声、王力等现代作家也写古体诗。编辑一本“现代体诗”而不收“古体诗”，是可以称为“现代诗”的。《诗钞》没一首古体诗，将书名理解为“西南联大现代体诗钞”也未尝不可。再从编辑思想来看，《诗钞》是对闻一多《现代诗钞》的继承，连“钞”字都与后者保持一致。其实，“钞”就是“抄”。闻一多编《现代诗钞》，首先将“现代”作为一个时间概念，与“古代”相对，收的诗全是现代社会的诗；其次作为一个“现代体”概念，不收古体诗。所以，《现代诗钞》收录了一些非现代派的诗歌。《诗钞》虽然尽量收现代派诗歌，但也有一些非现代派的诗。从诗人看，李广田、赵瑞蕻、缪弘不是现代派诗人，以诗而论，《血说了话》《题林蒲（并序）》《纪念吾师闻一多先生》并非现代派风格。因此，现代派诗只是《诗钞》中的大多数，体现出编者的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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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一多。
由于现代派以外的诗歌收得不多，《诗钞》给读者西南联大除了现代派诗外，并无多少其他诗歌的印象，这不能不说是《诗钞》造成的认识盲区。
另一方面，《诗钞》所收的现代派诗歌并不广泛。人总是有局限的。杜运燮虽然对西南联大前中期的诗歌较了解，但对初期和后期的诗知道的就少一些，所以所收不多。例如早期南湖诗社，后期新诗社、文艺社的诗就较少；沈季平、陈时、缪弘并非“孤篇横绝”。个中人编书当然有局外人不及的长处，但也难免陷入王瑶先生所说的“有所蔽”而不能纵观全局，出现“唐人选唐诗”的弊端。《诗钞》中，同是诗集，收了郑敏、杜运燮的，不收缪弘、何达的；同是散文诗，收了陈时的，不收刘北汜的。尽管可以理解为资料难觅，杜运燮年事已高，但实际是没有充分查阅报刊杂志，因为连杜运燮发表在《大公报》上的十八首组诗《机场通讯》都漏收了。如果发动西南联大校友共襄其事，年轻的编辑跑一跑图书馆，是不会留下如此大缺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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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湖诗社。西南联大最早的文艺社团。图来自纪录片《九零后》。
然而，我们又不能以此苛责编辑。因为他们编的既不是“诗集”，也不是“诗选”，而是“诗钞”。“钞”嘛，可以钞这，也可以钞那，出于主观意图，既不求全，也不求精。我们要判断的是这一“主观意图”是否能够满足大众的需要：在1997年推出《诗钞》，是符合了读者愿望的。可过了二十余年再来看《诗钞》，自然会对它有更高的要求了。也许，这是时间的尺度，而不是原书的缺憾。
要之，《诗钞》把西南联大及其诗歌现代派推向社会，打入读者心中，这已经是非常了不起的功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