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新北京人，对北京一开始就充满了热爱。刚来的时候，我有北漂的心态，后来变成了新北京人，比北漂多一层稳定感。这种状态恰恰使我对北京城的变化特别敏感。我喜欢建筑，看了很多建筑书。我经常周六周日到处去转。平时看地图，我还会经常想象出某种有内在联系的线路，可能会带动着城市空间怎么变化。
生活在北京，我有好多感同身受的生活经历，比如70年代的劲松，80年代的方庄，一说大家就很亲切。尤其是90年代初北京进入新一轮发展，能明显感到各种高楼迅速站起来。我甚至看一眼就知道那个楼有多高，那时我们经常打赌，比如看见京城大厦新起的，他们就让我说多高，我说这个有180米，后来一查，基本差不多。我记得写到2020年北京城市副中心，我开车过去感受运河两岸，和副中心的空间结构。我也进出大兴国际机场，仔细观察，那种空间感是自己体验出来的。
这本书出来之后，他们都说，你这个还挺新鲜，一路写到当代，而且三分之一都写到了1949年以后的北京。有些研究北京的朋友也指出了一些小问题，再版时这些地方都做了修订。实际上，有的地方我留了伏笔，比如民国时期我写了《正阳门火车站》《老舍》两个副章，其实这个副章可以无限延伸，还能再慢慢填。总之，这个非虚构的《北京传》是表达我对北京的热爱。
采访人员：你对北京真挺熟悉的。说起来，你在北京不仅有小家，也有为这个城市奋斗的青春吧。
邱华栋：我毕业时分配到北京的机关单位，后来考进报社当采访人员。采访人员这个职业需要非常敏锐地捕捉城市的变化。慢慢地，白天跑新闻，晚上回家我还喜欢写写东西。
90年代初，有一个新闻对我影响很大。就是京广大厦有个蜘蛛人高空作业时摔死了。白天我跑完现场发了个200字的简讯，晚上回家心里还是难过……后来就写了篇小说《蜘蛛人》。小说里那个银色的蜘蛛人很孤独，但是他很快乐，他每天生活在城市的上空，看待世界的眼光比我们更高更开阔。后来他又找到一个女蜘蛛人，他们还生了一个小蜘蛛人。写这么一篇小说，其实很大程度上是帮我把心里的哀伤化解了。
新闻结束的地方是文学出发的地方。一个新闻，其实它结束之后，往往会给作家带来更深的人文思考。我就通过文学的想象，把发生的新闻事件变成文学作品。比如我看到街上搞时装展览的，我就写了时装人，看到公关公司，就写了公关人，1992年到1999年近十年间，北京的变迁对我有很大的吸引力，我写了比较诗化和意象突出的城市小说。写年轻人到北京寻找自我生命价值的实现，他们的挫折、欢乐和痛苦等等。也写到了北京迅速的变化，亮马河、三里屯、国贸商务区这种城市景观作为背景也进入到我的作品。这些作品的当代性被一些文学研究者认为是城市文学，成为我那时的写作风格。
武术教练也是我的语文老师；阅读是写作之母
采访人员：之前听过音频里的小说《十侠》，挺难想象这一系列的几本书是同一个作者。
邱华栋：我从初一到高三练过六年武术，当时我们学校有个武术队，每天练四个小时，练拳、练器械、练刀枪。后来，我的武术教练黄加震成了我的高中语文老师，我的武术练得不是最好的，我的作文他总是给我打很高的分。
我记得很清楚，三四年前我去上海看望黄加震老师，他马上八十大寿了。20年没见了，老师很高兴。那天他把所有的兵器都拿出来了，各种刀枪棍剑，包括暗器都有二十多种，放了一屋子。他这样欢迎我，我也特别感动。一块去的上海小说家陈仓也很兴奋，后来我一时兴起，就把一个特别大、特别沉的大刀扛下楼。在花园里，79岁的黄老师单手一个弓步就把刀举起来，关键是他的刀举起来跟身体是一条线，这个动作特别难做。我也想跟着做一遍，根本就不行。我当时就想，人生成长过程中难得有这样一位文武双全的老师，我应该写一本武侠小说献给黄加震老师祝寿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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