秉义@文艺评论丨对话梁晓声：《人世间》的创作心路与观剧体验，“从作家的视角做好一名时代的书记员”( 二 ) 五四运动|琨琨|敦化路街道|向

王雪瑛：人物塑造是长篇小说成功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人世间》是一部人物众多的宏阔长卷。周家父母与孩子的亲情和互爱，三兄妹的成长经历中，是不是都有着您的真实人生经验和情感体验？您和“三兄妹”是同代人，熟悉他们的经历，理解他们的选择，请说说您的人物塑造与人生经验的关系，周秉义的身上有您成长中的影子？小说中哪个人物的塑造，让您感到尤为成功？
梁晓声：我的家是一个相濡以沫、共克时艰的家，手足之间很相爱，我们兄妹也很心疼父母。在原著中，哥哥秉义和姐姐周蓉对小弟秉昆也是很爱护的；但留城的小弟身上，反而家庭责任更集中，直接承受的压力也更大，这是没办法的事。我家的关系不像原著中呈现的那么复杂，但某一时期比周家的生活还艰难，两个弟弟、一个妹妹，三对夫妻中有五个下岗，没收入了，家中还有一个常年患精神病的哥哥，住房还都成问题，简直不敢回忆。幸而那时我还有些稿费，那是我靠一支笔扶贫的十年，个中辛酸唯有自知。所以我写下岗工人生活，无需了解情况。秉昆身上有我是知青时的影子，便是义气。周蓉身上有我成为作家后的影子，便是清高。秉义身上有我写《人世间》时的影子，便是宠辱不惊，几无棱角了，只想与人生和平共处。蔡晓光是我更喜欢的人物，所以我让他成为后来的周蓉之护花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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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秉义@文艺评论丨对话梁晓声：《人世间》的创作心路与观剧体验，“从作家的视角做好一名时代的书记员”】“从作家的视角做好一名时代的书记员”
王雪瑛：《人世间》书写了几代中国人的命运与选择，描绘了一幅写实的社会众生相。您是共和国的同龄人，这部时间跨度长达50年的城市百姓生活的长卷，充分调动了您的人生经验，这是对作家的写实能力的重大考验，《人世间》的成功，小说的创作让您感到了现实主义创作手法的生命力？
梁晓声：1977年我从复旦一毕业便分到了北京电影制片厂。其后两年，编导室经常组织到电影资料馆观摩。从电影起点开始，我看了大量外国电影，所以我较早接触了电影的亦即文学的别种理念和流派。但我还是更喜欢现实主义这一风格，或曰更愿创作现实题材。我不讳言，这种风格的坚持，的确源于“文以载道”理念。但今日之现实主义，其实已从别种流派那里借用了不少营养，故也是最显然的“拿来主义”。许多人认为现实主义便是反映人在现实中是怎样的，这固然不错，却不全面。另一点是我后来悟到的，现实主义也必然要反映人在现实中应该怎样，可以怎样，仅反应是怎样的，那是镜子的功能，而且因人而异，也许是凹凸镜。应该怎样，可以怎样，才使文学更成为文学。悟到此点，再重温名著，发现托尔斯泰、屠格涅夫、车尔尼雪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雨果、哈代、狄更斯们的作品都有那一主基调，《简爱》《红字》也有，而且不是人性之理想主义，而是现实主义“睽注”之眼的全面性。悟到此点对我后来的创作有启发；要是不兼顾此点，现实主义会是片面的主义。这些体会我在《人世间》的写作中有融汇。
王雪瑛：在这部现实题材的长篇中，您尤为关切的是什么？平民百姓间相濡以沫的真情，他们面对生活自强不息的坚韧，改变人生和命运的奋斗，实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梁晓声：李路导演是有民间情怀的，民间是我和他、海玲同志相互交流时的一种说法，泛指最普通的大众。我们认为，在国家危难时期，他们中所产生的儿女一向能与国家共克时艰，若将年代前移至抗日时期，“光字片”中的大多数儿女，军工厂的大多数工人，都会是中国抗日的坚强后盾。周家儿女和他们的发小肯定会秉持“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精神同仇敌忾。若以后国家又有什么坎，他们仍会坚韧地与国家共同克服。进言之，大多数英烈并非希腊神话中那些神的子孙，而是民间的一些好儿女，成为党的高级干部的冬梅父母，马守常夫妇便产生于民间，秉义也是。和平时期，民间儿女很平凡，战争年代，他们都会义无反顾地成为保家卫国的英勇战士。基于这样一种对于民间的认识，导演将向民间之坚韧精神致敬作为全剧的思想主旨，这一点在演员们身上都有体现，坚韧被她们诠释得很充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