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颖|“中译外”：千帆竞发仍需通盘谋划( 二 ) 文学|王颖|意大利|茱莉|中国

文化，只有在不断的交流中才能发展和延续。
“我十分相信故事的力量。故事的交换帮助人类理解世界，也能帮助我们理解自己。 ”从事中国文学作品翻译与研究的思黛(Stefan Rusinov)来自保加利亚，曾翻译过莫言《檀香刑》、刘慈欣《三体》等诸多中文书籍的保加利亚语版。
十几年前在华中师范大学学习中国现当代文学时， “80后”思黛就“很想把学到的好东西分享给同胞们，推进文学对话” ，因为“这些作品极大地丰盈了我的精神世界，很希望它们能给更多保加利亚读者带来相似的收获。 ”
2.逆差明显，尚待走出幽谷
纵观20世纪，中国翻译的西方著作品种数不胜数；相较之下，输出西方的中国文学品种与此极不成比例——“中译外”与“外译中”整体上相差100倍。
近年来，随着中书走向世界的步伐不断加快， “中译外”作品在数量上有明显提升。但是中书的进出口贸易仍存在10∶1的逆差，与中华文化的悠久历史和厚重内涵并不匹配。
逆差的背后，一系列问题亟待深入思考。
什么是中国文化中最值得介绍给世界的？这是中书外译“走深走实”绕不过去的问题。
上海交通大学智能传播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王大可发现，相较于政治、经济、科技主题图书，文学和文化类图书占比明显较高；相较于具有较高学术含量的著作， “概论式”图书占比明显较高。 “如果中国图书对外输出的重点仅仅停留在文学等议题上，就可能在无形中放弃了对世界政治经济等重大议题解释权的争夺。 ”
“20世纪90年代，日本的中书译本有所增加，但政经类出版物大多聚焦中国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商务汉语基地副主任郭德玉发现，不仅出版社多以中小型为主，译者多为日本人，读者群体也相对固化。 “应该说，译作带来的正面影响不大。 ”
择当译之本，是提升文化影响力的关键。
中书外译对译者能力素质提出了怎样的要求？译事之甘苦，译者最知晓。
“翻译昌耀，却不懂诗歌，这是不可想象的。 ”湖南文理学院文史与法学学院副教授肖学周认为，中书外译必须具有综合素养，然后再看外语水平。
“最难翻译的是语言很独特的作品。 ”思黛正在翻译的中文短篇小说《棋王》，语言朴实而飘逸俊美， “文字中带着某种古诗的味道，但用保加利亚语再现这种感觉，需要重新设计一种语言风格。 ”
为了翻译好《传奇女书》，茱莉每年都远赴湖南江永，与小镇上的人们生活在一起，了解女书文字背后的文化生态与地方风俗， “必须了解书籍背后的历史文化，这非常难，也很重要。 ”
王颖冲认为，文学翻译首选“译入”母语，即中国文学译成外语应该优先考虑外国译者。 “在国外，参与中书外译的译者以本国汉学家为主。但这一队伍数量还非常有限。 ”
另外，受限于专业背景、视野、文化积淀，外国译者要在译本中完全再现原文所包含的中文语境含义，保留其独特的文学艺术生态，确非易事。
“从理解的角度看，再高明的西方翻译家，在从事中国古籍英译的时候，不出现错误以至严重错误的情况是不多见的。 ”潘文国说。
【王颖|“中译外”：千帆竞发仍需通盘谋划】如何跨越偏见、共享文明成果？曾任非洲马拉维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的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助理研究员尤永红指出，非洲一些大学图书馆关于中国的图书资料并不多，其中一些著作带有西方话语色彩。 “如何在中书外译的事业中降低‘文化折扣’ ，向世界展现一个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仍需要久久为功的推动力量。 ”尤永红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