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五百年前的塞利姆一世的遗产，如何继续被当代土耳其所使用？( 二 )

他将伊斯兰教视作跨越时间与空间的共同文化习俗，从而可以将他与奥斯曼帝国的传统以及土耳其国境之外的穆斯林（虽然只是一部分穆斯林）联系在一起。因此，塞利姆就成了关键的一环，因为是塞利姆将奥斯曼帝国变成了一个以穆斯林为多数人口的国家，是塞利姆赢得了哈里发的称号，并先发制人袭击任何阻挡奥斯曼帝国野心的势力。
在埃尔多安看来，塞利姆在政治上的扩张主义和对正统逊尼派教义的支持是十分值得赞颂和效仿的。对于埃尔多安及其热情的支持者而言，塞利姆最重要的身份就是奥斯曼帝国——因此也就是土耳其国家——利益的坚定的捍卫者，而他们也想要咄咄逼人地建立属于他们自己的土耳其伊斯兰强权。在世界舞台上，塞利姆当年的奥斯曼帝国要远远强于今日的土耳其，而埃尔多安想要恢复昔日的全球影响力。在他看来，共和国在20世纪失去强大影响力的原因之一就是其坚定的世俗主义。在埃尔多安及其支持者看来，伊斯兰教是文化和政治上的力量源泉，是奥斯曼帝国往日荣光的关键组成部分，而他们要在当代土耳其身上重现帝国的荣光。
从这个视角出发，我们就可以解释埃尔多安的许多行为和想法。他曾经发表过一个让人大跌眼镜的观点：是穆斯林发现了美洲，而不是基督徒。他的这一看法源自我在前文中谈到的一些文献，其中提到了新世界的清真寺和摩尔人。埃尔多安十分热切地主张是穆斯林发现了美洲，将其视作又一个被西方掩盖起来的穆斯林的重大历史成就——这一方面是因为他并没有正确解读这些文献出现的历史背景，另一方面也更可能是因为这一说法可以服务于他更大的政治目的。
他像煞有介事地向世俗的土耳其共和主义者们发问，今天的穆斯林为什么要放弃他们的宗教认同，将自己与这样光荣的历史传承割裂开来？他们难道就这样深地对欧洲和美国着迷并甘愿被它们愚弄欺骗吗？对于埃尔多安来说，塞利姆就是这面（往往纯属想象的）穆斯林传统大旗的绝佳旗手，而埃尔多安本人就是这面旗帜的主要继承者和捍卫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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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利姆一世。
塞利姆用骆驼和火炮从马穆鲁克王朝手中夺取了中东，埃尔多安则试图利用土耳其的军事实力和政治上的伊斯兰主义来掌控这一地区。塞利姆控制了欧亚贸易，借以确立奥斯曼帝国的全球经济霸权，埃尔多安则支持伊斯兰主义者控制的公司蓬勃发展，并将土耳其发展成了世界第十七大经济体。塞利姆夺取了麦加和麦地那，将帝国变成了一个正统的逊尼派国家，埃尔多安则满怀逊尼派宗教热忱，把伊斯兰教置于土耳其国内事务的核心位置，并用它在中东对抗伊朗什叶派的影响力和来自沙特阿拉伯的逊尼派兄弟的竞争。
就像塞利姆一样，埃尔多安也希望可以在不久的将来让伊斯坦布尔的逊尼派信仰征服世界。塞利姆无情地消灭了他在国内外的敌人，埃尔多安也选择了相似的路线来对付国内的阿列维派信徒（Alevi，土耳其的什叶派群体）、库尔德人、知识分子、民选官员、警察、基督徒、沙特阿拉伯、采访人员、叙利亚的“伊斯兰国”势力、左翼分子，乃至在美国华盛顿特区的和平示威者。
因此，借着用塞利姆来命名博斯普鲁斯海峡上的第三座桥梁，埃尔多安十分明确地拥抱了塞利姆和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遗产，这部分遗产也恰好便于他批评凯末尔的共和派世俗主义。如同埃尔多安诸多激进的伊斯兰主义政策一样，此举也在土耳其国内外激起了猛烈批评。其中最大的一些批评声音来自土耳其国内的阿列维派信徒，他们中的许多人是安纳托利亚什叶派信徒的后裔，而塞利姆曾经数次屠杀安纳托利亚的什叶派信徒。因此，冷酷者苏丹塞利姆大桥让许多人回忆起了跨越时代的伤痛、屈辱和暴力，正如非裔美国人和其他许多美国人在面对南方邦联纪念物时的感受一样。而就像南方邦联纪念物的支持者一样，埃尔多安通过命名这座大桥的举动向土耳其国内最主要的少数族群之一传达了一个信息—谁才是“真正的土耳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