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儿吾女&红星书评│事件与时间中的《吾儿吾女》—基于齐泽克的哲学解读与王安忆的文学理论( 二 )

姜飞的评论里，勾连了袁远的长篇处女作《亲仇》。他想象袁远的写作会“破墙而逾”并没有发生，反而在《一墙之隔》里呈现出一定的锐利之后，退回到了《亲仇》的温婉与软弱。
《亲仇》写父母与子女在对抗中的爱意与退让，具有残酷中的忍耐与悲悯，确为一卷真切描绘中国家庭内部景观的细密图画。主题的沉重与事件的残酷，让至亲者至仇这个困扰着万千家庭的伦理学难题入木三分的同时，也让人为“亲仇”这个伦理问题的形成掩卷深思。姜飞的评论一语中的：生活的空间一旦长时间重合，亲与仇也就同蕴其中。袁远的编织，因为有了前面无数个中短篇打底，在《亲仇》里，就变得越来越成熟了。袁远借《亲仇》，显示了自己作为女作家对爱情、家庭和婚姻这些主题写作的敏感，并试图用小说中对事件的处理，来呼应读者、尤其是女读者的某种隐秘的阅读期待，她希望读者能从事件里获得经验，训练目光，长出智慧。
《亲仇》之后，《单身汉董进步》和《亲爱的婚姻》是两个可以互相阐释的中篇小说，直到《吾儿吾女》，她都在循着这条写作的主线，沉默而有力地掘进。
袁远从来不会把自己想象成伟大的小说家或者小说风格的开拓者。这二十余年的写作生涯里，她其实一直在努力探入到“家”这个永恒话题的深层激流之中，探入到“家”的哲学和伦理中，探入到社会幽微的敏感内层里，去窥探“家”的深刻含义和父母亲人之间复杂的情感。由《亲仇》而至《吾儿吾女》，她逐渐感到，有必要在小说中去记录逐渐形成的新观念和新世界，对固有的家庭范式及其亲人伦理带来的冲击波。
“事件”中的启发与反思
《亲仇》里的杜晓晗，一定有袁远自己的影子，但原型更有可能来自于她身边的女性朋友。因为读者“能够从对杜晓晗的叙述中读出更丰富、更真切的经验性内容”。这未必与作家的经历呼应，但一定与作家的同情相关。
“小升初”政策的大变，是袁远处理的第一个“事件”。不同的父母对这一“事件”有着不同的认知。按照齐泽克对事件“超出了原因的结果”和“破坏任何既有的稳定架构（scheme）”的定义，米颖和小安以及宋丽华这三位“小升初”学生的母亲有着各自不同的认知和应对之策：米颖外示忙乱，而内里实则有着有条不紊的主张；小安娃娃气，应对事件几乎全无主见，丈夫金峰“本事不大脾气不小”，在“小升初”这个大事件里因为有他和小安“咆哮事件”与“掌掴事件”的家庭过往，所以在“小升初”的筹划上，两个人并不能算是齐心；宋丽华则是苦心经营、工于心计、处处投机，是大事件里看上去最精明而不吃亏的人。
虽然明知道她们面对的这个大事件终会解决，袁远却还是用了15个小节来铺陈三个母亲应对事件的详细过程，其目的当然是呈现大事件下、大城市中，天下父母纷然各异的教育生态以及随时改变个人命运的社会环境。她以“小升初”这个大事件作为小说的开篇，扣住了这个时代的天下父母都会遇到的热点和难点，使读者企图从中获得经验的想法得到了一定的满足。其中，也深藏着她对“父母”这个身份的焦虑与同情。毫无疑问，“都市是中心”，今天，都市里的父母面临的困扰空前地多，更何况大多数都市里的父母都是近一二十年间从农村转移进城市的。“进入中心的人们并不能立刻使自身成为中心的灵魂。都市成了新的‘围城’，它虚怀若谷，海纳百川，却又吞噬一切，毁灭一切。”可以说，“小升初事件”是整个小说精心布局的循环事件的预章，它确立了这部小说“关怀、同情、理解”甚至悲悯的基调，无论是米颖、小安、还是宋丽华，她们对孩子“小升初”的重视与否、努力与否以及过程中的付出多少，都无可指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