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版首发｜施特劳斯遗稿：论历史主义( 七 ) |史学|哲学|亚里士多德|柏拉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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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主义的根本问题，不是历史主义能不能让我们充分理解过去，而是历史知识是否与哲学相关，以及相关到什么程度。关于这个问题，我们面临一个建议，即应该立即完全放弃哲学和史学之间的传统区分，且在有些人那里，这个建议已经退化为一个理所当然的结论。因此，我们面临在如下两边作抉择：一边是一种非史学化的哲学，另一边是本质上史学化的哲学。非史学化进路还是史学化进路——哪个进路才是正确进路？这是一个哲学问题，而非一个史学问题。但如果我们想回答这个哲学问题，如果我们想充分知道这个抉择的每一方有什么所谓的利弊，如果我们想说透这个哲学问题，我们就不得不投身历史研究。因为不再有任何显著的哲学立场没有被历史主义染指：如果我们想知道到底何谓非史学化的哲学，我们就不得不回溯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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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可以信赖某些浪漫主义著作家，我们也许期待，在18世纪的理性主义中，找到一种真正非史学化的或未史学化的立场。因为严格来讲，针对18世纪的理性主义，最成功的指控之一是，这种理性主义完全缺乏“历史意识”：这种理性主义不仅信奉一种永恒的自然权利，甚至还沉迷于以完全未史学化的臆测来解释社会和政府的起源，正如关于一种前社会的自然状态的诸学说所示。
这样的指控暗示， 17、18世纪这种革命性的哲学兴起之前，人类一直拥有“历史意识” 。这种浪漫主义观点立足于一个严重错误，即误以为传统主义思想（即过去时代典型的思想习惯）就是史学化的思想。实际上，传统主义思想预设了一个没法与历史主义兼容的信念，即一个人偶然坚持的传统绝对高于任何其他传统。例如，过去时代的罗马天主教（Romanist）法学家们接受罗马法，与其说是出于史学化的理由，不如说是因为他们视罗马法为ratio scripta ，即写成文字的最完美的人类理性本身。
【|中文版首发｜施特劳斯遗稿：论历史主义】然而，实际上，比起任何更早的哲学， 18世纪的哲学思想都远远更为史学化。严格来讲，这股史学化思潮最清楚的表征，是自然状态学说。这个学说可能就历史而言是错的，但这个学说意欲充当对文明起源的一种历史描述——哪怕是一种假设描述——以区别于并反对一种神迹描述。按这种意欲，当[有人]融贯地描述文明本身的统一过程时，上述[历史]描述将是这种融贯描述的前言。
要论证那种浪漫主义判断有正当性，只能诉诸如下事实：18世纪的理性主义深信现在胜过整个过去，但没有任何更早的哲学深信这一点。可是，对过去的蔑视本身不是一种非史学化思想方式的表征。相反，如果对过去的轻视内在于一个人的哲学，那么这表明，一个人的哲学在本质上是史学化的。更悉心的研究表明，不只18世纪的哲学， 17世纪的哲学已经预设了从哲学转向史学，而这场转向发生在16世纪，其最大的主导者是博丹和培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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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博丹（Jean Bodin , 1530-1596）
右：培根（Francis Bacon ,1561-1626）
因此，如果我们想把握住一种毫不含糊的非史学化的哲学立场，我们就不得不回溯到古代和中世纪哲学。而且我们不得不着手把握住这样一个立场，倘若我们想说透如下哲学问题：非史学化进路还是史学化进路——什么进路才是正确的哲学进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