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武松打虎成英雄，但听了清朝皇帝们开挂打虎的战绩，也得流泪膜拜( 三 )

到了嘉庆时，皇帝还坚持打虎，《清实录》中有这么一条关于嘉庆帝的记载：“今年着暂行停止进哨……其察哈尔官兵、蒙古上围兵丁、及鸟枪虎枪善猎人等，亦着不必前来”。这条记载中的察哈尔官兵、蒙古兵和虎枪猎人等，必然是参与狩猎射虎的官兵。因为该年已经过了狩猎的最好时间，所以嘉庆帝宣谕他们不必再前来，这说明至少到嘉庆帝时期，清朝皇帝依然坚持打虎。后来因为时代渐变，清朝皇帝对狩猎射虎之事也兴趣阑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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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皇帝热爱打虎，是和他们所属的民族习性有关。满洲人未入关之前，居于草原山林之间，是一游牧民族，他们在生产与生活的过程中，时常会受到诸如老虎等野兽的侵扰。因此，打虎等狩猎之事对他们来说，既是刻在骨子里的民族基因，是一种民族习性，也是一种迫于生存压力的无奈选择。
其次，天子狩猎本是由来已久的惯例。《左传·隐公五年》记载：“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于农隙以讲事也。”意思就是说，诸侯趁农闲时积极狩猎行武，锻炼军旅，防止战斗力下降，之后的朝代所行狩猎基本上都是为了此目的。秦汉时期，帝王还会专门修建供打猎的宫苑，汉武帝扩建的上林苑本是秦国时修建的。当然，不排除一些皇帝本人喜欢打猎，例如明武宗就喜欢狩猎这等刺激的事。一些由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狩猎更是家常便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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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时狩猎
清朝的狩猎更是成定制，康熙二十一年，康熙“定田猎每年三举，八旗各简前锋军校以从”。再根据我们前面看到的嘉庆帝对军队的宣谕，可以得知外出狩猎基本上是皇帝每年都要进行的项目，著名的围场包括北京城南的南苑围场、木兰围场、盛京围场、吉林围场和黑龙江围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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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民族习性与天子狩猎的习惯之外，虎患的威胁也是清朝皇帝打虎的重要因素之一。虎患即老虎泛滥成灾，威胁到了人类的生存。中国自古以来就存在虎患。《华阳国志·巴志》载：“秦昭王时,白虎为害,自秦、巴、汉患之。秦王乃募国中有能杀虎者,邑万家, 金帛称之。”四川的虎患到了清初也丝毫没有好转，彭遵泗《蜀碧》卷四：“白昼（虎）入城市，遗民十家日报为虎所害，有往数日而县之人俱食尽者。”
清初四川的老虎甚至嚣张到白天也敢闯入居民区，残害生灵。四川如此，其他地区也没好到哪去。只要山高林密的地方，就会有老虎活动，清朝时期的广西、贵州、江西、东北等地的虎患都十分严重。在这种情况下，清朝皇帝猎虎，体现出了皇帝对于生民的爱护，也在一定程度上纾解了虎患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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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一生多次射虎，并非完全出于兴趣，也是为了缓解虎患。《清实录》记康熙二十年十一月乙亥日，康熙“闻居民有为虎伤者。是日，围猎南山。上亲殪二大虎，并一小虎，民绝虎患”。康熙二十年的这次狩猎活动，就是康熙听说了有虎患才决定前往打虎的，这次打虎一共打死了2只大虎、1只小虎，此后该地就再也没听过有虎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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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君说康熙的打虎战绩在中国历代皇帝中堪称一绝，而我们也可以看到，康熙等清朝皇帝之所以这么热衷于打虎，是对满族游牧民族血统与习性的继承，也是爱护生民的体现。到了清朝后期，满族人已经渐渐磨掉了游牧民族的风气，进一步汉化了，而后期虎患的渐渐平息，也昭示着清代皇帝即将“无虎可打”，因此我们很难再在清代后期皇帝的人生履历中看到他拥有傲人的打虎战绩。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虎患与打虎作为一种人与自然相冲突的表现，启发我们进而思考人类究竟该以一种什么样的姿态与自然相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