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业在燕京大学兼任引得编纂处主任 , 组织人员编纂索引 , 是他的重要工作之一 。 直到今天 , 在很多大学图书馆参考工具书的架子上 , 还能够看到哈佛燕京引得编纂处的这套引得丛书 。 1980年代 , 文史典籍方面的工具书相当少 , 哈佛燕京社的这套引得 , 就是最好用的工具书了 。 我在南京大学做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时 , 还经常检索使用这套工具书 。 我的硕士论文题目是《刘克庄年谱》 , 要查宋代的文献资料 , 经常要翻检《四十七种宋人传记综合引得》 。 此书1939年由哈佛燕京引得编纂处初版 , 1959年中华书局、1986年上海古籍出版社都有重印 , 可见其影响力之持久 。
洪业对这一套引得丛书的贡献是多方面的 。 除了井然有序的人员组织、精心选择的典籍书目与版本、富有学术含量的长篇序言之外 , 洪业的贡献还体现在他自创了一套检索方法——中国字庋? 。 中国古籍浩如烟海 , 再强大的人脑也不可能将其全部记忆 , 为便于检索利用 , 就必须对典籍实行科学整理 , 实现“数目字管理” 。 洪业自幼熟读古书 , 深切体会到读书不知利用工具书之苦 , 而传统典籍中类似引得之类的工具书数量既少 , 又往往不够严密 , 不便于利用 。 洪业认为 , 重要典籍都要编制引得 , 特别重要的典籍更要编制逐字引得 , 后者他称之为“堪靠灯(concordance)” 。
为了改变国人轻视引得编纂、忽视引得使用的观念 , 他撰写了一篇专书规模的长篇论文《引得说》 , 对引得的必要性与重要性作了详细的阐述 , 对如何编制引得的技术问题也作了具体的说明 。 引得编纂技术中所涉及的首要问题 , 就是检字法问题 。 已有的各种检字法 , 都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 。 拼音检字法固然简单 , 但当时中国并未推广普通话 , 各地方言读音差别很大 , 何况有些生僻字很多人并不知道读音 , 不便利用 。 部首检字法涉及部首太多 , 隶属不易确定 。 笔画检字法存在笔画计算出入误差 , 也不简单 。 王云五发明的四角号码检字法 , 当时才开始推广 , 后来渐推渐广 , 但如何记住四角号码 , 也是一个问题 。 在洪业看来 , 上述诸种检字法都不理想 。
1930年 , 引得编纂处开始试办 , 洪业在聂崇岐、李书春、田继综诸人的帮助下 , 推出了一套新的检字法:“中国字庋?就是这个新检字法的名称:而所包括的五字 , 亦即代表我们所强分的五种字体 。‘庋?’二字 , 原有‘放入’ ‘取出’之义 , 我们借来说明‘编入’ ‘检出’之灶 。‘编入’是我们编引得的人怎样把‘文’变成‘录’ , 把‘录’编入引得 。‘检出’是用引得的人怎样被引到该录所在之处而能检出 。 ”中国字庋?检字法将汉字分为五种字体:单体(中)、包托体(国)、上下体(字)、左壳体(庋)、左右体(?) , 五种字体分别以1、2、3、4、5为代号 , 然后每字各取四角的笔画 , 以号码按次序排列之 , 其号码小者在前 , 大者在后 。 这个检字法在四角笔画取号方面 , 参考了四角号码检字法 , 但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创新 。 首先是将汉字分为五种字体 , 依字体编为类别号 , 是为此字的第一个号码;其次是笔画编号方面 , 根据“庋?”二字的笔画顺序 , 将十种笔画及其类似笔画依次编号 , 丶(0)、一(1)、丿(2)、十(3)、又(4)、扌(5)、糸(6)、厂(7)、目(8)、八(9) 。 再次是四角号码既得之后 , 再计算字内共包含多少方格 , 而附其数于后 , 若无方格则计为0 。 这样 , 每个汉字共有一个6位编码 , 重码较少 , 易记易检 。 这套检字法将汉字分为五种字体结构 , 体现了对汉字字形结构的独创性理解 , 很有自己的特色 , 与四角号码检字法相比 , 亦各有千秋 。 可惜的是 , 这套检字法只在哈佛燕京引得丛书中使用 , 没有更多地推广用于字典的检字 , 因此没有四角号码检字法流行 。 但它通过哈佛燕京引得丛书 , 仍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 与引得丛书一起推动了古典文献整理的科学化 , 推动了二十世纪传统文史研究的进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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