氏杆菌|灰色马与苍白的骑士：“被遗忘的全球大流行”( 四 ) 费佛|氏杆菌|病例|疾病|骑士

更加失望的人们转而向更高的权威求助，穆斯林、基督徒、犹太人寄希望于各自的神明拯救人们于可怖的瘟疫。曾领导敖德萨细菌学研究所的著名苏俄医生雅科夫·巴达赫为敖德萨建立了成熟的检疫隔离机制，却无法阻止人们在恐惧面前举办规模盛大的“黑婚仪式”——一种在墓地里为两个最不幸的人举办婚礼的古老仪式，据说可以驱除致命的流行病。在西班牙的萨莫拉，主教安东尼奥·阿尔瓦罗-巴亚诺批评科学似乎于锐意进取中背离了上帝，理性之光微不足道并且“现代社会错误地……为了追求进步而轻视上帝的法则” 。 1918年9月30日，他不顾官方的防疫要求，执意举行连续九天的晚祷告“诺维纳” ，以纪念瘟疫和天灾的主保圣人“圣洛克” ，参加仪式的公众被要求依次亲吻圣洛克的圣镯；在疫情最严重的10月，即便萨莫拉的“公共卫生专政”——包括要求商户必须满足政府的卫生防疫标准，否则政府可以使用强制措施使其达标，如关停商户或对个人进行处罚——已开始推行，教堂中日常的弥撒却依然照旧。阿尔瓦罗-巴亚诺主教将疫情的日益严峻归咎于科学自身的无能为力，却将疫情的消退归功于上帝的恩惠。在大流感中，萨莫拉是西班牙遭受打击最为严重的城市之一，但其公众并未因此怪罪这位主教大人，甚至巴亚诺主教还在1919年末被授予了“慈善十字勋章” 。
1918年大流感带来的不只是恐惧和死亡，还有科学的发展转折与人类的认知危机。不可否认的是，大流感使维多利亚时代人类用引以为傲的理性构建的看似稳固的医学大厦一朝倾覆，太多的无效，太多的未知，旧的理论被推翻，新的假说无法被验证……当一切都处于晦暗未明之际，这场战争的敌人却已悄然离开。公众对现代医学的信任开始崩解，大流感结束后，诸如顺势疗法、自然疗法、整骨疗法、信仰疗法等不被科学体系承认且不采用科学研究方法的“替代疗法”重新赢回了自身的受众。现代医疗机构中的医学工作者也不再像此前一样，拥有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威。
学界同样也在进行反思。 1920年代前后，知识的边界不断受到试探和检验。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向原本描摹客观世界的自然科学引入了观察者的主体性；海森堡和玻尔的“测不准原理”则为因果推断带来了不确定性。现代医学也在接受自身能力存在边界这一事实的同时，进一步完善和发展着理论体系——当人类第一次在电子显微镜下拍摄到流感病毒，制造出多价流感灭活疫苗时，距离那个应对疫情束手无策的年代，早已过去了20多年。
“成功的科学研究需要开放的思想、严谨的实验和一种有益的谦逊。 ”1918年大流感给现代医学大厦带来的最大震动，或许并非研究上的突破，而是在对知识边界的反思中，现代医学拥有了一种“有益的谦逊”——在必将走向死亡的结局面前，医学永远是不完备的知识；面对突如其来的流行病，今日的医学也依然会措手不及。现代医学不得不承认自身知识的局限，不再过分自傲和笃定，从而为命运和偶然、未来与可能性留下转圜的空间。
然而，这样一种谦逊却并非懦弱，不同于那些帮助措施无效便立即逃跑的萨满，科学发展的动力正在于知晓了自身的有限性后，仍抱有持之以恒的精神，并保持仰望星空的开放视野与脚踏实地的严谨态度，现代医学也正因此在西班牙流感大流行过去多年后实现了自我的救赎——找到了真正的病原体，确定了更加有效的诊疗标准，并建立了不断前进的病毒学。战争总有胜败，总有英雄，但面对疾病大流行的人类却总是输家，一桩桩个体的悲剧拼凑起整个故事，即便发展至今，现代医学仍然无法给出一劳永逸的最佳解决方案。但也正是抱着这样一股必败的勇气，现代医学正在不断地逼近那个终极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