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一丹|两名95后姑娘的“考古梦” ：访古的路上青灯黄卷、一刷一铲( 四 ) |考古学|赵静|考古研究所|文物

邓振华的研究方向是植物考古，关注水稻的驯化史。此前，河南八里岗遗址发现了当时最早的驯化稻证据，距今8500年。他曾认为，长江下游水稻的驯化基因或许源自长江中游。意外的是，近期他在与浙江义乌合作的一项研究中发现了距今9000年的驯化稻。这不仅暗示了长江下游内部不同区域间水稻驯化过程的差异性和复杂性，也让他不得不重新审视稻作农业起源的模式问题。
“结论被推翻，当然会有挫败感，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是好事，让我们不断修正结论。证实或推翻，不论是哪种结果，我们一直在前进。 ”邓振华说， “对未知的推理，足以吸引一群人。 ”
躬身田野性格里都有泥土的芬芳
“我们的性格里都有泥土的芬芳。 ”扬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张敏这样形容考古人。
田野发掘调查，是考古学最基础最重要的研究方法和工作内容。一柄手铲、一个背包、一本记录册、一方黄土，是他们的工作常态。考古界有一个基本共识：第一次下田野是考古学生的分水岭，他们会在这里决定离开，还是留下——离开是因为苦，留下是因为其心弥坚。
“田野工作有两功，站功和蹲功。 ”张敏介绍，工人去土时，得站在旁边时刻盯着，一旦出现现象要立刻抓住；清理文物只能用手铲和刷子，太阳下一蹲大半天。更难忍的是野外危险的自然环境和艰苦的条件。田野不改其苦，他们不改其乐。
2012年，张敏在广州南澳岛的山林中做田野调查，傍晚时他迷路了。没有手电，靠着对讲机，他连滚带爬走了4小时才走出山，衣服被剐烂，眼镜也丢了。 “我为什么要来搞这个？”他不禁问自己。第二天，他“吃了点好的” ，便忘了昨晚的恐惧，只觉得调查“收获颇丰” 。
对田野经历刻骨铭心的还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汪盈。一个北京姑娘，本硕学的是古建筑，没下过田野，这样的她曾被人质疑“干考古你不行” 。
2009年， 26岁的汪盈进入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第一次田野工作被派到河北赞皇参加南水北调工程抢救性发掘项目。那年正逢特大雪灾，大雪封村，村里没有取暖设施，物资极其紧张，甚至连自来水都没了。但考古队的工作没有停。
“有一天，我手上特别痒，整个手又红又肿。我说怎么冬天还有蚊子啊？”汪盈像讲笑话一样讲着当时的情景：“同事说，哪有什么蚊子，这是冻疮。 ”
这样的苦“劝退”了很多人，但不包括汪盈。现在的汪盈已是考古领队，长期在内蒙古赤峰辽上京遗址进行发掘工作，曾经质疑的声音如今变成了鼓励和肯定。她把田野看作考古的“生命线” ， “只有在田野中才能得真知” 。
今年，在辽上京寺院遗址的发掘中，她和团队发现了叠压在同一夯土台基上的三次不同建筑柱网磉墩遗迹。 “金代对辽上京进行了大规模改建，因此辽上京始建时的样子在地下。如果不亲身参与到发掘工作中，是看不到这一层的。 ”汪盈说。 “优秀的学者起于田野。做好田野基础工作，研究才能做得扎实、走得长远。 ”
接续文脉在历史坐标上锻造中国气派
公众看待考古，往往带有一层传奇色彩的“滤镜” 。 “考古就是挖宝”这一误解曾风靡一时。
作为专业考古工作者，他们始终明白，考古的价值不在于挖到多精美辉煌的“宝贝” ，而是发现珍贵的历史线索、文化密码。 “重要的是信息，而不是物品。 ”江苏省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朱晓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