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谈|圆桌｜法律人类学的经典阅读（上）：为何读，如何读( 三 ) 人类学|对谈|经典|尹韬|读书会

当然，这也带来了另一个问题，即翻译了什么作品，就很容易将该作品视为经典，或者代表作。比如，在国内很受关注的《原始人的法》，虽然它是霍贝尔的作品之一，但它并不如霍贝尔与卢埃林合作的《晒廷人方式》那么具有法律人类学“风格” 。在这部作品中，有很多有价值或者说有意义的问题，还有待国内学界借由研究来进一步“开放”出来。
再次，我谈一下法律人类学知识传统的建构问题。关于该问题，我在前几年已经做了一些思考，也专门发表了一篇文章《法律人类学知识传统的建构——格拉克曼对部落社会法律概念与术语本体论问题的探究》（载于《民族研究》2017年第1期）。纵观法律人类学发展史，早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法律人类学界就有学者尝试着去建构一套法律人类学的知识传统。尤其到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法律人类学在西方学界遇到了危机，由此，如何让这门学科持续下去，便有很多学者展开了思考，其中就包括格拉克曼。
当前我们在阅读法律人类学经典的时候，一方面，会想着如何去理解西方的法律与人类学知识传统；另一方面，也会思考如何建构中国意义上的法律与人类学知识传统。我认为这两个命题应该是互相不受影响的，它们一个是理解，一个是建构。当然，建构的前提，是建立在理解的基础之上的。通过阅读法律人类学经典，我们可在未来的理论、方法和范式等各个领域里面形成一套新的，或者说更加清晰的关于法律人类学的认知。
不过，在此我想借用王铭铭教授的一个观点，即我们对很多西方的基础性概念，甚至理论，一定要突破“碎片化”的认知进路，比如， “地方性知识” ，这一概念的适用有其特定的情境。用苏力教授的话来说，即语境。然而，如何认真考虑语境问题，是我们所有从事严肃的知识生产的学者都需要回应的现实问题。在我看来，只有从阅读经典原著中才能把握语境与情境，特别是情境分析法的真谛。的确，情境分析方法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分析方法，也是真的可以拿来分析很多问题的研究方法。在该方法基础上形成的另一个方法——延伸个案法，虽然也很重要，但却甚少受到关注。所以，我们在对这些方法予以溯源的过程中，有必要完整地将其演进过程勾勒出来。
此外，法律的文化解释、历史解释，以及其它解释范式，对于把握法律的渊源、性质与功能等法理基础问题也有着不可忽略的价值。而对这些解释范式的把握，都必然离不开阅读经典原著。
尹韬：刚才刘顺峰老师给我们的对谈奠定了一个基础，让我们看到法律人类学有哪些经典的思想，这个大致历程是个什么样子的。
我的发言题目叫做《阅读法律人类学经典的重要意义》，主要探讨近100年来，法律人类学和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互动关系。朱晓阳和侯猛于2008年主编出版的《法律与人类学：中国读本》已经对中国的法律人类学进行了很好的总结，我是承接着这本书所提出的问题展开。 “东学西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 ，这是王国维先生总结东西方学术关系的至理名言。今天学界有一种倾向，强调学术的本土化，这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中国人也一直认识到吸收其他文化为我所用的重要意义。
法律人类学是以田野调查为基础来研究法律实践的一门学问。从调查方法来说，田野调查不同于文献研究和数据分析，也不同于简单的走访，它强调长时间在一个文化里的浸泡。从研究内容上说，法律人类学强调研究法律的实践，因此它和研究法律条文，进行法律思辨，回答何为好的法律这种法学研究也有区别。法律人类学侧重研究法律在一个社会中的具体实践，一种法律跟其它法律或者习俗之间的互动关系，这是整个法律人类学研究的核心。。